 |
||||||
|
||||||
 |
||||||
 |
||||||
 |
||||||
董惠文―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當李登輝提出「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的說法時，與他同一個世代曾經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他們對於日本那一份曖昧的集體記憶，就經常引起社會大眾的爭論。他們過去有二十、三十年的時間被教育成認同日本，並認為自己是日本人，人生後頭的四、五十年卻身處於長期教導、灌輸仇日的社會，並且刻意地壓制他們的所熟悉的文化。但他們的認同卻不曾轉移，只是沈潛。有些觀點認為這些老哈日的聲音有著階級味道在裡頭，這些人是因為接受過高等日本教育，也接受了殖民後期的皇民化運動歸順為日本人，因而在日治時代有較好的待遇、較好的社會位階，在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成為被壓抑的對象，所以他們對日本的統治產生懷念，他們懷念的是當時所享受的社會地位及利益，並用以對照國民黨來台後的社會狀況，日治時期的台灣記憶成為鞭子，鞭策國民黨來台後的台灣社會（楊照，2001；江斐琪，2001）。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經常聽到只受過一些日本教育或曾在日本殖民統治生活過的老人家，談論過去在日本人統治之下的生活，這是一段是多麼辛苦日子，當時多麼畏懼日本人、警察，但故事結語的最後總會對日本多加讚譽，認為當時的治安良好、官吏清廉等等。這些老人家只受小學教育或不曾接受日本教育，他們的社會位階在日本殖民時期也不一定屬於中上，為何這些人還是比較認同日本的統治？有些人認為這是對過去記憶刻意的篩選，將過去的經驗美化（江斐琪，2001），稱讚著日治時期治安良好、社會安定，卻將警察任意欺壓百姓，常吃苦頭的經驗忘懷。
本提綱的主要目的，試想經由分析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灣進行現代化的引進，來探討日本殖民政府如何透過引進現代教育制度、公共衛生、公共醫療以及警察制度等現代化制度，形塑台灣人民不同於清朝時期的被統治意識，這是一種更細膩、更緊密、更深入庶民生活的統治方式。這一套統治方式，才能形塑出一般庶民的集體記憶。
一般研究提及日治時期台灣的現代化引進，後藤新平這位1898年就任的民政長官是主要人物，都不得不提及，也認為是後藤一系列現代化的經營，使得日本在台灣殖民地的統治上軌道，尤其是日語教育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殖民地向母國的認同趨高（陳豔紅，1992）。這一些從語言、教育等有系統的同化統治措施，是在1898年台灣總督府進入民政時期才開始。但是在兵慌馬亂、軍人領政的軍政時期，有一些不同於清朝的新措施已經開始實施。從日本軍隊一進入台北城之後，就宣示了幾件命令：戶籍調查、籌設編組警察（巡捕）、清掃市區並成立衛生組織頒佈清潔法。這些工作除了責成新成立的警察機構負責，還成立街區保甲以求落實於每個家戶（古野直也，1994）。在其中，可以發現不管是這些台籍巡捕與地方區長、保正在學習日語，或者是台籍警察學習台語，「道路不乾淨」、「生病」、「醫院」、「藥」還有「死亡」等字詞，是基本的詞彙，雖然當時日本軍人注重這些公共衛生，其目的是為預防瘟疫流行而使自己命喪異鄉。但是日本殖民政府一開始在軍政時期就注重公共衛生，並落實公共衛生的執行，加強傳染病的研究及預防，因此，除了在醫療之外，一開始在施政上就注重都市溝渠的建設以排除污水，公眾的住處清潔亦要求打掃清潔，從都市開始進行一連串衛生工程，這是庶民一般大眾就可接收到的新的統治方式，而且是過去清朝統治台灣所不曾出現的公共建設（曹永和，1986；范燕秋，1996）。從傅科的微權力觀出發，可以瞭解公共衛生措施與現代醫院建立，是現代社會掌握、控制個人身體的一個新的權力機制，而且也是新的監控機制。這些因為傳染疾病而進行的措施，不僅協助日人克服了因台灣「風土病」而引起人員損失的問題，也鞏固了殖民地的統治，更提供了日人在殖民地人民心裡的權威與信心。除此之外，後藤新平還開始提出「鴉片漸禁」政策、提倡婦女「天足」運動等，更加深化殖民政府對人民身體的控制程度，對當時的台灣人民來說，新統治者的統治方式的確與過去清朝政府有非常大的差異，借句季登斯的話來說：「是現代民族—國家（日本）與傳統階級分化社會」的對比，兩者的統治深度與監控能力是有著十分大的差異（季登斯，1998）。
日治時期許多現代化的政策，它們的宣導、執行都得透過警察此一最基層的治安機構。在眾多日治時期或描寫日治時期生活的文學作品中，不管是日籍高等警官或是台籍的巡捕，其形象都是扮演著壓迫者的角色。不管是市場上的度量衡或走在路上平民百姓的服裝儀容，都是他們的管轄範圍，動不動就可以取締你、處罰你[1]。過去台灣受清朝統治的年代，並沒有單獨維持治安、執行民政的專責機構，此時中國也尚未引進現代的警察制度，只有縣衙門辦理民政及執行司法權責，再則是軍隊負責保安，所以台灣設置現代的警察制度是從日治時期開始（古野直也，1994）。日治時期，警察權力所轄的範圍十分寬廣：負責進行家戶財產的調查以及戶口調查，度量衡的取締、家戶與公共衛生的宣示與監督、犯罪的控制與偵察。這些事務的的執行，除了以統治者、殖民者姿態對人民進行高壓統治之外，殖民政府還利用傳統中國社會的保甲制度，作為深入統治台灣、改變台灣舊有習俗的輔助工具。保甲制度在中國社會實施已久，清朝政府也曾將這一套制度實行於台灣。日本軍隊一進入台灣，馬上成立現代化的警察制度，卻也保留了傳統已有的保甲制度，除了彌補警察巡捕人數不足的缺點，還能收籠絡舊有台民領袖之效，並且成為自己統治台灣的照明燈，以解決人生地不熟的問題，保甲的選舉、維持、指揮、監督等有名法規定，並由警察機關監督其實行（鄭淑屏，1986）。如此一來，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力量，在現代警察成立與傳統保甲制度輔助之下，其統治的力量開始深入台民的日常生活世界。
日本殖民政府從清朝政府手中接收台灣，一方面以軍隊由北向南挺進剿滅抗日的各地軍事武力，一方面從以控制地區開始進行現代化措施的引進，希冀透過新政策的執行，改變台灣舊有的風俗，逐漸地改變認同對象，以收統治、殖民之利。這些公共措施宣示於民間與並加以監督其執行，一直是無法脫離日本警察的管轄權力範圍。而傳統中國的行政力量卻是不直接由官員對人民進行統治，是透過地方人士或是保甲組織來進行政策的宣示。即使是最重要的徵稅也並非由國家的行政力量完全掌控，仍然需要地方仕紳以及保甲的協助。在傳統中國，國家的行政力量是除了徵稅之外，並不會刻意、輕易踏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天高皇帝遠」（費孝通，1988）。但是台灣遭遇的新統治者可不同了，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以來，引進了西方近代的政治、經濟制度，當然也包括了統治、監控人民的新利器—警察。現代警察的設置是現代社會監控動的重要機制，僅從人口比例就可看出不同的統治密度，日治時期台灣基層警察與人民的比例是1比540（吳密察、吳瑞雲，1992），這是當時清朝統治密度所無法企及的。而日本殖民政府為保命而刻意執行的公共衛生政策，在警察的要求與地方保甲的配合之下，台灣人民開始這一頁新的被統治史，這一段歷史是台灣進入現代社會的開端。這一開端，開始了新的監控方式，新式的戶口調查、疾病調查、醫業登記、都市規畫、現代公立醫院及醫療機構的成立，都提供了殖民政府人民的各項訊息。而台灣人民也在這些公共衛生、警察制度及學校教育等現代化機制的實施之後，逐漸接受殖民政府的規訓與統治。
十九世紀末才剛完成帝國內部統合的日本，因戰爭勝利領有台灣，為了遂行「日本式的殖民地統治」，判斷即使對異民族的殖民地，也應該進行某個程度的統合及啟蒙，因而引進學校教育這個有效的「國家意識型態裝置」（Tsurumi,
1997）。學校一直是最普遍實行規訓的場所，但是日本殖民政府一開始並未如警察機構全面、普遍的設置新式學校教育，也未曾將日本學校教育與日本語文教育如同公共衛生措施一般強制、普遍地執行。在統治後期，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加速同化的腳步，實施了「皇民化」運動，才積極地拓展受教育的人口，想以此大規模且有系統的塑造台民成為日本人。如果從當時的公學校與小學校「修身」、「國語」課程內容來分析，殖民政府有意在課本內文中給予「在台日人」和「台籍國民」不同程度的訓示（許佩賢，1994）。其中本論文想針對這一些台灣人民教育所設置的公學校其修身課程所意涵的規訓進行研究，檢視其目的是否在於改變過去台民所缺乏的「公共」意識、「集體」意識？
日治的學校教育常被日治世代認為教師與學校規範十分嚴厲，從傅科的觀點，「規範化的裁決透過分類區別與包含在懲罰之中的獎勵，對人類進行一致性的規訓。學校或課堂上經常對學生加以分類：好學生、壞學生。對學生行為的訓練與矯正，採取獎勵與懲罰。學校的獎懲制度就是最好的例子，對於認可需要鼓勵的行為，學校會給予記功或公開表揚，希望其他人能夠以此為榜樣，學習這樣的行為。犯錯違規，就需記過也常公開加以懲罰，除了矯正犯錯的學生之外，還告誡其他人物犯同樣的錯誤。懲罰與獎勵其實是規範化裁決後需採取的行動，使得規訓機構得以排列出等級與順序，進行精緻的評估，並進一步規訓成員的行為，達到一致」（傅科，1992）。
這些監控與規訓的確是台民過去所不曾面對的統治方式，更細膩也更有系統。而這些因為現代化引進而產生的效果，在國民黨接收、退守台灣之後，逐漸成為人們的記憶。面對戰後混亂的情勢持續惡化，生活條件不見改善，再加上國民黨對於現代社會的監控與規訓，在當時是落後於日本一大截，在比較落差之下，強化那一世代台民對日本的認同，美化了他們受日本殖民的集體記憶。
老一輩對日本文化的愛恨情仇，是台灣社會的過去，也是一份真實存在的歷史。基本上，希望從集體記憶的理論觀點，可以協助我們檢視社會的歷史是如何被建構與使用，所以，本研究將從George
Herbert Mead
米德觀點，作為集體記憶的出發點。米德對於記憶的討論，是直接針對時間，他認為：「過去是由現在所建構，過去對現在有制約以及影響力，過去的意義是被現在所暗示」（米德，1929）。而基本上，集體記憶是可以區分為內容與形式兩個面向；內容是指每一個特定時、空下的社會在處理過去時、空的實質內涵；形式則指的是傳遞各種記憶內涵的物質基礎，這些有形的通道，無疑會對人們記憶的對象和記憶的清晰度，產生巨大的影響。這些形式包括了大眾媒體、教育系統、文化創作等，然而在日本戰敗之後，這些保存、傳遞集體記憶的機制並不支持對日本認同的散播，反而是傳播相反的仇日意識。而這份認同日本的集體記憶，它的保存與傳遞，很大一部份，是依靠同學會或個人私下的聚會等非正式性儀式的進行（周婉窈，1997）。
當然除了處理集體記憶之外，本研究最主要處理的是這一份集體記如何被形塑？對傅科而言，現代政治是越來越能夠有效地運用「控制身體活動的微權力」，也就是說現代人的身體觀是由科學對於身體的新看法與規訓的技術結合在一起：身體是可以被操縱、被塑造、被規訓的。這可以分為兩面向，一是生物解剖學，一是政治領域對於身體控制的技術，這是一套有系統的規定，與軍隊、醫院、和學校相關，是控制或矯正對身體的操作、經驗和計算的方法所構成。社會機制將一連串身體的標準和規範內化於現代人的心智，形成了規訓。這是著重於日常、生活的某種規則、樣式、習慣，進行「微權力」的觀察。這種「微權力」的觀察，有助於觀察殖民政府在台灣實施的公共衛生、現代警察制度與現代學校教育的引進。
不可否認地，台灣社會是在經過日本殖民統治之後，開始邁向了現代生活。殖民政府所執行的政策：公共衛生觀念的建立、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現代學校教育的引進、警察制度的設置，都是將權力執行進入人民日常生活，將生活的一些細節合理化，使之成為對國家政權有用的規訓、教育工具，這一些工具訓練了台灣人民的肉體，增進了國家權力對肉體的控制，更重要的是，這是透過訓練肉體以控制心靈，使得鍛鍊出「柔軟身體」、「柔順心靈」的人民，達到一再形塑新台灣社會的目的。此時，權力不單只有統治者或國家機器所能產生，也不盡然是由上往下，而是一種網絡，權力的運作深植各角落的每個心靈。因本論文想藉由傅科相關著作中所展現的微權力觀，以透視這些影響台灣現代化的重要措施是如何進入台灣人民的生活當中，規訓台灣人民以形塑新的社會認同。
雖然在日治時期接受日本學校教育的人口，並未超越一半，但是學校始終是存在於台灣各地，除了透過實際教學對學生進行意識型態的灌輸，學校還能發揮傳遞、影響地方社會的機制。許佩賢在其著作曾經提及：「殖民政府對這個「學校裝置」的期待有三點：第一是培養殖民地人民的國民道德；第二是使殖民地人民的身體及行動模式均質化；第三是讓殖民地人民具備近代人基本的知識與常識。透過學科課程的設計、儀式性活動的安排、日常生活規範的重塑，達到設置學校的目的。透過學校教育，塑造國家需要的殖民地人民，是殖民政府的目標」（許佩賢，1994）。除了學校教育之外，為了防止瘧疾、傷寒這些重大惡性傳染病危害日本駐軍及日籍官員的生命，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實施一系列公共衛生的教育與規範，其實這個政策比學校或後來的皇民化運動更深入地、直接地進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皇民化是日本政府殖民晚期大規模地推動改造台灣人的文化認同運動，也有人將對日本文化的認同歸於此一文化、國族認同運動的成功（林景明，1999；黃敏原，1998），但是皇民化的推動，是不如公衛與警察制度對台灣人民生活影響的深化。這些政策的推動一直是殖民地警察的重要任務。這些重要的殖民政策，不僅是是企圖將台灣人民改造成為日本人，更是將現代性逐漸地規訓於當時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當中。這些措施的執行，基本上警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是政策的宣導者，也是執行者，更是監督者。警察和保甲是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的利器，藉由他們嚴密的監控將現代化的種種措施，落實地讓老百姓執行與遵守，改變許多清朝遺留下來的傳統，讓台灣社會向現代化邁進一步。
季登斯認為「現代社會的統治型態，中央集權的行政力量改善了信息的流通與積累方式與效率，相對的，信息的量與質的快速積累也擴大中央行政力量。也代表了國家權力得以產生，因為反思性的監控才能在信息大量流通即累積之下，進行生產與在生產，使得現代國家的行政力量與監控深入人民的日常生活」（季登斯，1998），根據季登斯對於現代性的診斷，他認為現代性是指一套行為制度模式，而他建構了現代性四個制度性的面向：第一個面向是「工業主義」，是指蘊含於生產過程中，將物質力與機械廣泛地使用所體現出來的社會關係；第二個面向是「資本主義」，是指商品生產體系；第三個面向是「軍事權力」，是指在戰爭工業法展的情境下，對暴力手段的掌控；第四個面向，就是本文想要掌握的「監控體系」，是指社會組織化權力（如國家）對其成員的資訊以及社會性監制（鄒川雄，2000）。
日本殖民政府透過現代性的引進，擁有新式的信息收集器，掌握了台灣人民日常生活，並進行改造。而「在傳統國家中，大多數人民的日常生活，至少農村是處於國家行政權力之外的。大多數的當地社區是依據其傳統的風俗和生活方式而實行自治，對於大多數的私人活動形式，行政機構是不大干預的」（Giddens,
1998）。所以台民面臨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再從日本具有現代性的統治，面對國民黨比較傳統的統治，日治時期的被統治經驗成為那一時代人們的集體記憶之一。
本文第一階段將收集日本殖民時代，國民小學的課本，以及公共衛生的政策以及執行情況、政府檔案史料以及與本論文主題相關的著作與論文、時人回憶錄或後人替其所撰寫的傳記、口述歷史資料等。在研究方法上，除了需要運用歷史學對於史料做考證、分析、歸納綜合與排比的傳統方法外，也將對相關口述歷史資料的採集與整理，這一部份的材料，除了依靠已有的口述歷史材料之外，希望能將閱讀有關警察、保甲以及公共衛生、防疫的原始資料，並整理出第二階段進行深度訪談的問題，此一階段的訪談，希望針對曾在殖民時代生活過的老人家進行一些採訪，訪問對象因應本論文的需要，將做一些典型的區分。
這一份論文，是從霸權文化由上至下的權力無法解釋這份認同之下，企圖從現代性引進的「微權力運作」以及以此作為新的訊息監控方式，來瞭解為何國民黨政府新的造神運動無法改變老一輩對日本文化的那一份曖昧情感。重新從傅科的微權力觀，進入台灣文化認同的議題中，尋求歷史不同角度的解釋，更可透視今日台灣爭執不休的新認同裡頭，所意涵的歷史圖像競爭。
Barclay, George W.,（1954）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 Princeton Univ，1954。
Foucault, Michel (傅科)著，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出版社。(1972)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USA: Pantheon Books.
Giddens, Anthony（1998）《民族國家與暴力》，胡宗澤、趙力濤譯，北京：三聯。（1998）《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
Mead, G.H.(1995)
《心靈、自我與社會》，台北：桂冠出版公司。
Tsurumi, E.
Patricia（1997）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古野直也（1994）《台灣近代化密史》，高雄：第一出版社。
吳密察、吳瑞雲（1992）《台灣民報社論》，台北：稻鄉出版社。
呂紹理（1998）《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台北：遠流出版社。
周婉窈（1997）《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林景明（1999）《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皇民化教育》，台北：鴻儒堂。
曹永和編（1986）《日據前期台灣北部施政記實—衛生篇》，台北：台北市文獻委員會。
許錫慶編譯（2000）《台灣總督府公文類衛生史料彙編》，南投市：省文獻會。
費孝通（1991）《皇權與紳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蔡慧玉編吳玲青整理（1997）《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何義麟（1986），〈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遠超（1997），〈日本近代初級普通教育在台灣的移植〉，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敏原（1998），〈論教育與規訓──以日治時期台灣的皇民化現象為例〉，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聰榮（1991），〈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台灣的中國化〉，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淑屏（1986）〈台灣在日據時期警察法令與犯罪控制〉。台北：輔仁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賴珍寧（1995），〈日治時期台灣思想控制法令之研究〉，文化大學文史學所碩士班。
謝振榮（1989），〈日本殖民主義下台灣衛生政策之研究〉，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中橋德五郎（1985）〈殖民政策衛生〉，《台灣大觀（一）》，台北：成文出版社。
月劦 村孝平（1997）〈殖民地統治與公眾衛生——台灣〉，《思想》878號，1997.8。
王世慶（1991）〈皇民化運動前的台灣社會生活改善運動：以海山地區為例（1914-1937）〉《思與言》29：4，1991。
范燕秋（1995）〈日治前期台灣公共衛生之形成（1895-1920）：一種制度面的觀察〉，《思與言》33：2，1995。
陳君愷（1993）〈光復之役：台灣光復初期衛生與文化問題的鉅視性觀察〉，《思語言》31：1，1993.3。
鄒川雄（2000）〈紀登斯[A.
Giddens]對現代性的省察〉刊於《教育社會學通訊》25 民89.11 頁6-11。
劉士永（1998）〈「清潔」到「研究所衛生」——殖民政府對台灣社會在清潔觀念上的改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潔淨歷史研討會，1998.6。
江斐琪
紀錄整理（2001）〈文學出版放大鏡---老哈日的前世今世〉，摘取自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artsec/artsec4content/0,1138,112001062400385+11051301,00.html/2001/6/24
楊照（2001）〈恥戰文化和媚日---心平靜氣讀台灣論〉，摘取自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artsec/artsec4content/0,1138,112001052902758+11051301,00.html/2001/5/29
現代性制度： 警察、公共衛生、學校
[1] 在賴和的作品「一支桿秤」，描述著警察對於攤販所使用的度量衡，有絕對的裁量權。而且日本殖民政府也在1990年頒佈「台灣度量衡條例」，作為統一的法據。改變了過去傳統中國社會，斗量因地而不同的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