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17期，2001年10月15日

摘要：互聯網的崛起，是20世紀的一個重要的社會與文化事件。面對因互聯網崛起而形成的新社會經驗，調整和改變社會學的理論視野與問題意識，已是當務之急。網路社會學不僅僅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作爲一種知識形態，它極有可能將社會學的研究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從而構成社會學的一個嶄新的理論範式。網路社會學首先面對的基本事實，是網路社會的開放性與多元性，因此它是一種沒有中心權威和中心話語的社會學，即一種後現代的社會學。

關鍵字：互聯網；社會學；虛擬空間；網路社會；網路社會學；

社會學作爲一門獨立學科的産生，與西方現代性社會轉型有著本質上的勾聯，是一種與現代性社會轉型密切相關，對現代性進行智性反思的現代知識形態。正如特納(J.H.Turner)所說：“社會學作爲一門獨立的、自覺的學科得以創立，是用以解釋與‘現代性’聯繫在一起的社會轉型，特別是歐洲工業資本主義的崛起和封建土地體制的衰退以及最終遍及世界各地的這一進程。”1 因此，由現代性社會轉型而奠基的現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典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研究主題、問題意識及理論解釋框架。“現代社會學的形成——獨特研究領域的界定、研究主題的形成和適用方法論的發展——是以對社會現象的客觀分析、給予秩序、爲社會生活管理提供有關社會技術和對社會發展進行理性控制爲目的的”。也正因爲如此，所以，作爲一種現代知識形態的“社會學在現代事物的秩序中以及在‘現代性方案’中佔有一席之地”。2

對於經典社會學與現代性的這種內在勾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現代性的後果》一書中曾作過深入的分析。他強調，“社會學的概念和發現，與‘現代性究竟是什麽？’這個問題密切相關。”3 在《社會學》一書中，他甚至把社會學界定爲“對現代性的研究”。在吉登斯看來，經典社會學理論對現代社會制度的分析和把握，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展開的。首先，以馬克思、塗爾幹與韋伯爲代表的經典社會學理論對現代性所作的制度性診斷，都傾向于以單一的變化動力來解釋現代性的特徵。例如馬克思認爲，塑造現代世界的動力是資本主義，在馬克思那裏，現代性所呈現的社會秩序，在其經濟體系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具有資本主義的特徵。現代性的永不靜止的、流動的特徵被解釋成投資——利潤——投資這樣迴圈的結果。而塗爾幹則主要從工業主義的影響來探索現代制度的特徵，認爲工業社會中最關鍵的因素並不是馬克思所強調的資本主義競爭這一邊緣的、暫時的特徵，而是來自於複雜的勞動分工的強有力的刺激，現代社會的特徵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工業化的秩序。而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不僅包括了馬克思所指出的經濟機制和雇傭勞動的商品化，更主要的內容是指在技術和人類活動中以官僚制的形式出現的“合理化”。其次，在經典社會學話語中，“社會”這一概念佔有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經典社會學將其研究主題主要集中於“社會”這一概念。社會學家尤其是受塗爾幹思想影響的社會學家，都試圖把社會概念與現代性聯繫起來，將與現代性相勾聯的“社會”概念視爲社會學的內涵，從而把社會學被視爲一門與現代社會有內在勾聯，以現代社會爲研究物件的學科。在概念化“社會”的過程中，社會被界定爲具有自身內部統一性的體系，而對這一體系展開的某些理論解釋，正是以對社會的這種理解爲基礎的。例如按照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觀點，社會學最重要的目標是解決“秩序問題”，因爲秩序問題是解釋現代社會系統界限的關鍵。第三，吉登斯強調，作爲一門現代學科的社會學在知識形態上與現代性特徵也密切相關。經典社會學家將社會學看成是關於現代社會生活的普通性知識，並且如同自然科學提供了關於自然界的資訊一樣，社會學提供了關於社會生活的資訊，人們可以根據這些資訊來預測、控制和干預社會生活。

毫無疑問，馬克思、塗爾幹、韋伯等經典社會學家針對現代性問題所構建的社會學理論範式、分析架構與研究方法，能夠比較恰當地說明現代社會的理性（工具理性）特徵。然而，由於社會本身的變遷，在今天，經典社會學的理論範式已經在相當程度上與現實生活世界相脫離。因此，建構一種貼切當今社會生活的社會學研究範式，已經成爲社會學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關鍵議題。例如，近年來德國社會學界在對“社會學在今日何爲（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問題的討論與反思中，對經典社會學理解當今社會生活及分析社會問題的能力提出了頗多質疑。在《失去根基的學科：我們還需要社會學嗎？》一文中，德特林（Darnfried Dettling）指出，今日西方社會由於個人化——即個人從社會條件如階級與階層、性別角色等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及全球化——即全球金融體系的運作、跨國家組織的擴張、全球傳播網路的形成等因素對傳統社會生存界限的顛覆，已導致社會逐漸喪失了影響個人生活方法與形式的決定力量。德特林強調，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現在已經不存在任何傳統上所定義的社會，只剩下單獨的個人，而他們早已不再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活動。”4 既然社會學已失去其研究的物件——社會，那麽，我們真的還需要社會學嗎？有許多德國社會學家認爲，今天先進的西歐工業化社會在社會結構及日常生活方式方面所發生的上述重大改變，意味著長期以來作爲經典社會學研究中通往對社會結構分析的階級、階層與社會流動三項內容，在面對當今社會生活時，其解釋力已十分有限，僅僅通過對這三項內容的研究，已無法清楚地描繪當今社會的結構，掌握其文化特徵，說明其權力鬥爭。正如貝克（Ulrich Beck）所說，如同19世紀的現代化進程瓦解了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建立了工業社會的生活形態，在20世紀，現代化使人類再一次從工業社會的生活形態中掙脫出來，建立起另一種類型的社會結構，即更多的非工作（休閒）時間、更富裕的收入、更高的教育、更頻繁的社會流動。對當今社會而言，已經不是階級衝突，而是上述生活選項逐漸成爲社會衝突的第一導火線。換言之，由於生活形式的多元化與個人化已經成爲當今西方社會的基本特徵，經典社會學已面臨一種強烈的挑戰。經典社會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階級、階層已無法完全解釋實際生活中發生的新社會形態、現象與問題，其社會分析架構對現代社會多變與異質的特徵已失去充分掌握與解釋的能力。例如，經典社會學中塗爾幹對社會分工及韋伯對科層組織等的研究，目的都在於探討當時社會結構中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個人的存在狀態。在今日社會生活形式逐步多元化與個人化的趨勢下，經典社會學的這一理論分析架構是否仍有掌握現代社會生活脈絡的解釋力，已經變成一個需要我們認真面對和思考的問題。

在對經典社會學範式構成基本挑戰的社會事實中，由於互聯網的崛起而形成的新社會經驗是極爲重要的一個方面。互聯網的勃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20世紀下半葉最具經濟技術影響與科學文化意義的社會事件。互聯網不僅爲當今人們提供了交往與傳播的新技術、新方法和新媒介，而且爲人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開放式交往與活動的平臺，並有可能由此導致人類社會在經濟、政治和文化層面上的整體性轉型與重構。互聯網在目前已經對人類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構成了強烈的衝擊，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這種衝擊還將繼續存在與擴展。具體地說，互聯網對社會的衝擊集中體現了上述德特林所說的當今社會的個人化與全球化趨向。一方面，互聯網對社會結構的巨大影響，表現在個人在社會中的日常生活方式由相對被動變得更爲主動。在以前，人們的社會生活歷程基本上是由社會及家庭給定的，而在網路世界中，“人類以往的社會結構提供給人們的安全感和生活的連續性都將不復存在，變化和不確定性是這一時代人類生活的主題”。5 個人有可能從既定的社會條件如階級、階層、性別角色等中解放出來，人們在互聯網上的所有行爲將更多地取決於自己的主動選擇。另一方面，互聯網作爲一個開放性的全球平臺，不僅從一個側面體現了當今社會的全球化趨勢，而且爲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變數，從而使不同區域的人們有可能擺脫可口可樂式的全球化進程。所有這些，對於經典社會學研究範式來說，都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經驗。換言之，互聯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在工業時代積累起來的社會經驗，因此，相對於經典社會學的解釋框架，互聯網可以說是一個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新概念。對於互聯網的這種革命性意義，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已經被不少西方學者所關注，並開展了學理上的探索。例如貝爾（Daniel Bell）的“後工業社會”、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資訊社會”等理論概念，都試圖揭示當今社會轉型的實質與意義。進入80年代之後，西方學者的研究更進一步深入到了對互聯網的文化學、社會學、傳播學等領域的研究。這些理論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爲社會學研究範式的轉變，作了理論上的準備。

總之，由於當代社會在社會結構與日常生活形式各方面所發生的巨大改變，例如價值態度的變遷、日常生活的美學化、全球化與互聯網的擴展等，經典社會學所使用的概念範疇正面臨重大的挑戰。面對這一新的情況，有不少社會學家嘗試用新的概念和思考方向，取代或融合傳統的社會學概念和思考方向，並已經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目前，這一社會學範式轉變的努力與嘗試正方興未艾。

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關鍵技術的突破與普及，都會導致社會結構的轉型與重構，而互聯網正是這種具有突破性意義的新技術。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互聯網對社會結構的革命性影響，將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技術革命都遠爲深刻，終我們的一生，互聯網都將是嶄新的東西。

互聯網在社會層面所具有的革命性意義，與其獨特的技術特性密切相關。因此，把握互聯網的技術特性，對於在社會學層面上理解互聯網的社會、文化意義和價值是極爲重要的。對於互聯網的技術定義，“聯合網路委員會”（FNC）在其1995年通過的一項關於“互聯網定義”的決議中說：

聯合委員會認爲，下述語言反映了我們對“互聯網”這個詞的定義。“互聯網”指的是全球性的資訊系統——（1）通過全球性的唯一的位址邏輯地鏈結在一起，這個位址是建立在“網路間協定”（IP）或今後其他協定的基礎之上的。（2）可以通過“傳輸控制協定”和“網路間協定”（TCP/IP），或者今後其他接替的協定或與“網路間協定”（IP）相容的協定來進行通信。（3）可以讓公共用戶或者私人用戶使用高水準的服務。這種服務是建立在上述通信及相關的基礎設施之上的。6

按照這一定義，互聯網的技術特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互聯網是全球性的，而且這種全球性是有技術保證的。作爲分散式網路，互聯網在技術層面上不存在中央控制問題。其次，互聯網的每一台主機都需要有一個唯一的位址，以確定主機在全球性網路中的聯結點。再次，這些主機必須按照共同的規則（協定）聯結在一起。正是互聯網的這些技術特徵，使互聯網成爲一次嶄新的技術革命。

首先，互聯網技術革命推進了全球化進程。互聯網最大的優勢是能超越時空的限制，從而有效地打破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各種有形和無形壁壘。無論人們在世界的哪個角落，只要有一台電腦、一個數據機、一根電話線，就可以在互聯網上通過文字、聲音、圖像把自己與他人相聯結，從而形成一個全球化的資訊空間。而互聯網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完全依賴於其數位化與網路化技術。所謂數位化，簡單地說，就是將各種複雜多變的資訊，如文字、圖片、音頻、視頻等，轉變爲可以度量的數位、資料，再爲這些資料建立起適當的模型，最後轉變爲一系列電腦可以識別的二進位碼。與現實世界不同，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一切都是以有規律的數位0和1來代表的，互聯網上的所有資訊，歸根到底都是“數位資訊”。數位化對於互聯網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正是憑藉數位化技術，互聯網拓展了資訊貯存和傳播的空間，從而集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于一體，成爲真正意義上的超媒體。而網路化就是利用電腦技術、網路技術和遠端通信技術，集各個部門、各個領域的各種資訊資源爲一體，供網上用戶進行資源分享、資訊交換。網路化所形成的資訊高速公路，打破了傳統的時空限制，將距離和時間縮小到零。

其次，互聯網技術革命亦推進了個人化進程。互聯網上的資訊是無限的，作爲互聯網的使用者，其選擇也將是無限的、主動的和個性化的，而這正是互聯網的魅力所在。有人甚至認爲，互聯網發展的基本趨向，將是不斷走向以用戶爲中心，以個人主頁爲中心。“通過個人主頁構成網路，在連成一體的網路世界中，每個擁有個人主頁的個體將成爲自己所擁有文化的解讀者，都向全球輸出他所認可的價值觀念、他對制度體系的認識、他所自以爲是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化達到這個層面時，……個體間的互動式對話將真正取而代之。……人與人溝通、文化與文化的交流共容將成爲可能。”7 在互聯網上，人們不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識和資源，而且可以成爲其中有鮮明個性和獨特價值的一部分，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思想和才華，從而使自己有更多的被別人瞭解的機會，也有更多的幫助別人的機會，更多的施展自己特長的機會，更多的與別人合作的機會，更多的自我發展的機會。

互聯網的上述技術特徵，表明互聯網是另一場新的技術革命，因此它也會像以往的任何一次技術革命如電的發明，印刷、電話的普及一樣，改變和重塑人類的生活方式，從而導致在社會層面上的結構變革與轉型。因此從本質上說，互聯網作爲一場技術革命，同時也必然表現爲一場社會革命，“是一場複雜的社會與技術的互動過程。技術革命吸引了人們的大部分注意力，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經歷一場知識革命。這場革命深刻地改變了知識生産和傳播的政治學、社會學和文化學。知識革命引發的範式轉移改變著我們的工作、娛樂和從事許多其他活動的方式。要準確地解讀資訊革命對社會生活的所有影響還爲時過早。但無疑它已構成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的即時的或潛在的威脅。這種威脅可能波及到政府的治理方式，我們的價值系統，甚至是我們的家庭體系，我們的所有物，我們的工作。”8 互聯網的這種社會後果，隨著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將會不斷地增強。可以預見，隨著人類對互聯網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互聯網將成爲21世紀人類社會生活的核心。在21世紀，人類的生活方式、溝通方式，以及資訊傳播模式，都會因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而改變，從而導致人類社會的現存結構發生重大改變與重塑。這種改變與重塑最爲核心的一點，就是網路虛擬空間的凸現對人類生存方式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互聯網作爲電腦資訊和通訊資源的綜合體，並不僅僅是一個電腦程式或者一個特定的電腦資源，而是一種將電腦連接在一起的方式。因此，互聯網並不是一個物質的或有形的實體，而是一個無形的虛擬空間，一個無中心的全球資訊媒介，它能將全世界的人、組織、機構、政府、企業等聯結在一起，使用戶通過遠端登陸，查詢和共用數位化資訊，並進行網上討論，電子出版，發佈資訊，發送電子郵件等。這意味著互聯網最基本的意義在於鏈結。9 在互聯網這一借助鏈結而建構的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ies）或虛擬社會（Virtual Society）中，人們確立各種虛擬身份，建立各種與現實社區中的關係不同的虛擬關係，從而形成一種類似于現實社會中的人際互動的自由空間。這些網路虛擬空間，包括像BBS或Newsgroup這樣允許人們隨時訪問並給予反饋的虛擬空間，以及像IRC或Netmeeting這樣的允許人們像在現實中面對面交流那樣進行虛擬空間中同步交流的虛擬空間，甚至像真實社區那樣的虛擬社區——人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擇一個免費的電子空間建立自己的個人主頁，結果像在真實社區中那樣，有著相同興趣的人因其相互之間強烈的認同感而住在一起，進行相互交流與互動。因此，網路空間的虛擬特性，並不意味著虛幻和容易破滅。網路虛擬空間雖然是由純粹的數位、資料、圖表或各種表徵現實世界的資訊組成的，不存在有形的物質實體和有生命的個人，但由於它同樣是人類活動的産物，因此網路空間中的所有構成要素又都是真實的，是一種虛擬的真實。

在互聯網上，每一個網路使用者，通常都以ID賬號或匿名出現，個人可以隱匿部分甚至全部在真實世界中的身份。多媒體世界提供了大量的各種各樣的面具，網民可以從中任意選擇一個甚至幾個作爲自己身份的象徵。個人因此絲毫不用擔心其在網路空間的行爲和生活會對其在真實世界中的生活和行爲産生任何負面影響。與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不同，在網路空間中，個體的角色扮演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那些在現實中人們無法改變的天賦角色，如家庭出身、性別、外貌等，在互聯網世界中卻可以被輕易改變。互聯網的這種匿名特徵，使人們在網上有一種擺脫壓抑、無拘無束的感覺。網民可以一方面始終處在隱密的私人空間之中，而另一方面，卻在網路虛擬空間中塑造出一個有別於其在真實世界中的人格認同，扮演各種角色與身份，在虛擬社區這一公共領域中與他人進行互動，以展示一個在真實世界中無法展示的自我。這時，網民實際上生活在一個與真實世界不同的虛擬世界之中，

自由和開放是互聯網的精髓所在，“互聯網的關鍵概念在於，它不是爲某一種需求設計的，而是一種可以接受任何新的需求的總的基礎結構。”10 在互聯網上，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從在BBS、IRC或Newsgroup上發帖子，到申請自己的討論區，再到建設自己的網頁、網站，這一過程很少受權威意識形態的鉗制，在這裏，除了技術層面的規範之外，並沒有統一的標準。同時，網路的管理模式是一種鬆散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模式，任何資訊可能來自任何節點，只有網站管理者對其網站的內容進行管理，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權力機構來規範與控制網路，亦使互聯網成爲一個完全開放的空間。

我們認爲，網路社會學作爲一種回應互聯網技術革命所導致的上述社會結構整體轉型與重構的新知識形態，應該有其有別於經典社會學的問題意識與理論範式。在目前，網路社會學研究的關鍵，應該在如何理解與解釋網路虛擬空間的獨特本性及其社會學意義。因爲迄今爲止，社會學家對於網路虛擬空間所做的社會學思考，基本上沒有擺脫破碎片斷的局限，尚未形成系統整體的研究，因此，將網路社會學研究的重心，放在針對網路虛擬空間的獨特本性，建構一套有深厚理論思考作支撐的概念命題系統上，以克服網路社會學研究的支離破碎的方式，是目前網路社會學研究所面臨的主要挑戰，也是網路社會學研究所需要突破的重心所在。這一突破的社會學後果，可能是一種全新社會學研究範式的確立。

具體地說，這種基於網路社會學研究的新理論範式，其研究範圍和問題大致應該包括以下一些主題：（1）對網路虛擬空間的社會特性及其社會學意義的研究。例如網路空間是一個什麽性質的社會領域？生活在這一空間中的網民與生活在傳統社區中的人們有什麽區別？網路空間的組織方式有什麽特點？等等。（2）對網路空間所特有的社會問題的研究。例如網路空間中的信用與風險問題、網路中的青少年保護問題、網路安全與控制問題、網路綜合症問題、網戀問題、網路病毒問題、網路色情問題、網路黑客問題、網路中的知識與權力問題等。（3）網路虛擬社會生活對現實社會生活的影響研究。在21世紀，網路將是人類最爲重要的社會生活空間，但是，無論網路技術發展到什麽程度，網路作爲一個人造的虛擬世界，始終只是人類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無法代替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所以，網路社會學研究也應該考察人們在網上的社會生活將會對現實社會生活造成什麽樣的影響。

與現實社會空間相比，網路空間的獨特本性及其社會學意義是什麽？網路社會到底是一個什麽性質的社會？這是網路社會學研究所必須首先面對的基本問題。對於網路空間的特性，本尼迪克特（M. Benedikt）認爲，“全球網路化，由電腦支援、由電腦進入和由電腦産生，是多維度的、人造的或‘虛擬’的真實。它是真實的，每一台電腦都是一個視窗；它是虛擬的，所看到的或聽到的，既不是物質，也不是物質的表現，相反它們都是由純粹的資料或資訊組成的。”11 也就是說，網路空間在本質上是一個虛擬空間。而網路空間的社會特性，在相當程度上正是由網路空間的這一虛擬特性所造成和決定的。與傳統的社會空間不同，網路空間是一種沒有時空邊界、沒有身份、沒有家庭和階層等社會背景的虛擬社區。在這一虛擬社區中，社會成員沒有身份（階層、組織、群體）的差別和限制，經典社會學用以劃分階層的財富、學歷、地位等概念也因此在網路世界中失去了作用。

對於這一新崛起的網路社會的性質，曼紐爾·卡斯特爾（M.Castells）認爲，網路社會既是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也是一種新的社會模式。12 在卡斯特爾看來，我們的社會正經歷著一場資訊技術革命，在這場革命中，資訊技術就像工業革命時期的能源一樣重要，它重塑著今日社會的基本結構。互聯網作爲現代社會的普遍技術範式，引導著社會的再結構化，從而改變了社會的基本形態。在卡斯特爾看來，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新歷史時代，可以稱之爲資訊時代，或者說網路時代。網路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新的社會結構與形態。在互聯網世界中，所有的節點，只要它們有共同的資訊編碼（包括共同的價值觀和共同的成就目標），就能實現聯通，構成網路社會。卡斯特爾認爲，今日西方社會就是一個由各種節點通過網路聯接而成的網路社會。這種以網路爲基礎的社會結構是高度動態的、開放的社會系統，而這種網路化邏輯的不斷擴散，必然會改變生産、經驗、權力與文化過程中的操作和結果，以及人們在網路中的在場和缺席，網路與網路之間的動態關係。網路社會的凸現，意味著人類經驗的巨大變化，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生産和生活各個領域的巨大變化。

我們以爲，由互聯網所營造的這種新社會空間所引起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經驗的變化，首先體現在隨互聯網興起而産生的一個新的特殊社會群體——網民身上。如果說農業社會的基礎是農民，工業社會的基礎是市民，那麽，網民就是網路社會的基礎。網民並不是簡單的電腦使用者，而是電腦使用者通過鏈結而形成的一個活躍的、有生命力的社群。其成員在網路社區如BBS、IRC、Newsgroup中相互交流、溝通情感、傳遞資訊。與人們在傳統社區中的交往不同，網民在互聯網中是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聯結和組織起來的，這徹底改變了傳統工業社會從中央核心向邊緣的資訊傳播模式與人際互動模式。在互聯網中，即使處於最邊緣、最底層的人，也可以同網路中其他人一樣，有同等的表達意見的機會，也都處在一種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同時，與工業社會的市民不同，網民所代表的不僅僅是某一地區、某一國家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網民就是世界公民，是一個全球性的社會群體，他們超越了地域、民族和文化的限制，從而使麥克盧漢（M.McLuhan）所說的“地球村（Globl Village）”的實現有了堅實的基礎。對於社會學來說，網民這一全新社會群體出現的重要意義在於：互聯網在連接電腦的同時，也連接了使用電腦的人，而一旦通過電腦網路將使用電腦的人連接起來，電腦網路就變成了社會網路。與傳統的社會網路相比，在這種因電腦聯網所形成的虛擬社會網路中，人們的行爲方式、思維方式甚至社會結構都會發生顯著的變化。

網路虛擬空間的一個重要社會學問題，是互聯網對人際溝通模式的改變。13 互聯網的興起，對於人際交往來說，是一場科技結合心理的革命。今天，人們可以借助互聯網，把自己的家建設成爲人際交往的天堂，從而使人際溝通無論在廣度上還是深度上都達到一個新的層面。例如，互聯網給人們的溝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進行生産和消費等日常活動，足不出戶就能辦公、購物、交往等等。繭居族（Cocoons）、SOHO族（Small Office Home Office）、電子隱士的出現，正是這一變化趨勢的生動表現。同時，由於網路人際溝通完全依靠互聯網路傳達，因而在真實世界面對面交往時起重要作用的一些關鍵因素，如表情、語調、身體語言等，在網路人際交往中不再起任何作用，因此相對於日常的人際溝通，網路人際溝通顯得更少限制、更多自由、更多創意，而且相對而言，網路空間中的去中心化交往，也使網路人際交往顯得更爲平等，更少群體壓力。但與此同時，網路人際溝通也可能導致人們對網路的過分依賴，從而使人變得更爲退縮，甚至造成網路幽閉症的出現，進而發展出網路人際交往中的攻擊行爲。因此，互聯網在拉近了人們之間的距離的同時，也造成了人們之間關係的疏離，並有可能因此損害人們在現實世界中面對面的交往，使個人從真實世界中徹底隱退。

互聯網的興起，還重塑了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模式。由於互聯網是以一種去中心化的方式組織起來的，因此網民在網路之中的交往能以一種不同于現實生活中的方式進行，從而建構一種全新的開放式的組織模式。在這種沒有中心的資訊傳播與人際互動模式中，資訊傳播與人際互動完全是開放和發散式的，任何人都可以超越現實生活中的等級差別而平等地獲得資訊，可以超越現實生活中的身份、地位、收入、職業等等的差別而平等地交往。因此，這種模式超越了傳統的權力壓制，超越了因權力分配而導致的資訊、地位差距，從而有可能使人們在平等交往的基礎上重塑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使個人能夠完全平等地享有資訊與權力，並由此導致一種新型、高效和有高應變能力的組織産生。當然，誰也不能保證這種新的組織方式必然會向積極的一面發展，實際上，這種新的組織方式也爲更高效的犯罪提供了可能，從而使得某些有組織的集體或突發事件的出現更難控制和預防。總之，與現實社會相比，在互聯網上，個人或群體的行爲將變得更加不可預測，這對互聯網的安全造成了隱患，增加了網上越軌行爲的機率。然而，無論如何，互聯網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個人從由中心到邊緣的組織模式中解放出來，從而使網路中素未謀面的網民，可以僅僅因爲興趣相投而形成朋友、情侶等原來在真實世界中必須依賴面對面持久互動才能建立的關係，而且由於互聯網本身的特性，這種網路組織中的人際關係在本質上是平等的。

需要強調的是，互聯網在重塑人類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必然會引發一系列新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既包括網路本身的社會問題，也包括網路對現實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例如，互聯網使網路的關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會網路的脆弱性。隱藏在可執行程式或資料檔案中的具有自我複製和傳播能力的電腦病毒對網路社會的破壞性，便是一例。電腦病毒從開始傳播到導致整個網路被感染，幾乎不需要什麽時間，它對網路社會的破壞性，顯然具有與現實社會極不相同的特點。據統計，在已經上網的用戶中，有大約80%的用戶受到過來自互聯網上的病毒攻擊。自從1988年11月第1例電腦病毒——莫裏斯蠕蟲在有6000台電腦聯網的ARPA網被發現以來，電腦病毒在互聯網上的傳播速度越來越快，傳播範圍也越來越廣，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迄今爲止，已發現的電腦病毒大約有25500餘種之多，可以說，電腦病毒已經成爲網路虛擬空間中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又如，隨互聯網形成而發展起來的網路犯罪，與發生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犯罪現象相比，亦有其新的特徵。由於互聯網的高度匿名性，使個人在安全的私人空間就可以進行或參與在真實世界中限於各種條件而不易進行的犯罪活動。在網路虛擬空間中，個人內心中平時被隱藏和壓抑的各種犯罪欲念有可能得到釋放。同時，網路也是一個放大器，它將人類的欲念誇張、歪曲和放大，從而對真實世界構成一種威脅。對一個潛在的、心存不滿的社會邊緣分子或都市遊擊者來說，互聯網是實現其欲念的一個極佳空間，因而對其有著極大的誘惑力，而這種誘惑力對公衆卻構成了一種潛在的危險。目前，比較典型的網路犯罪如網路盜竊、網路詐騙、破壞網路資料、網路洗錢等等，都已經對社會公衆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網路交流的高匿名性、高互動性、高隱蔽性使色情資訊的傳播變得極爲便利。在網路空間中，色情資訊的傳播幾乎不受任何的限制，而且個人通過互聯網接觸色情資訊也極爲方便和安全，這無形之中消除了人們在真實世界中接觸色情資訊所必然會受到的各種壓力（這些壓力可能來自權威的意識形態，也可能來自普遍的道德感等），從而促進色情資訊的傳播與擴散。與此同時，由於互聯網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無國界的全球化數位虛擬空間，因此要像在傳統社會中那樣對網路虛擬空間中的色情資訊進行控制幾乎不可能。目前，互聯網上的色情資訊泛濫程度已有目共睹，“從小報性熱潮和令人可笑的女人照片CD-ROM的流行，到由於發行淫穢、非法並完全沒有道德的萬維網主頁而被起訴和關監的兒童流氓犯，電腦色情包括了廣泛的罪惡和罪惡之人。”14 早在1995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的一個專家小組發表的網路色情調查報告《資訊高速公路上的色情營銷》就已指出，僅僅在18個月中，就有大約92萬件帶有不同程度的色情內容的影像和文字流通在互聯網上，平均每天1700件，接收者多達40多個國家和地區。英國米德爾塞克斯大學的蒂姆萊貝教授也發現，在互聯網上，有大約47%的非學術性資訊與色情有關。網路還使得色情資訊的種類比以往更爲豐富，除傳統媒體中常見的文字、圖像以外，還出現了激情對話（hot chat）甚至虛擬性愛（cybersex）等等。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自由地進行色情資訊交流，興趣相投的人們甚至還可以在互聯網上設立公共討論區（BBS），集中制造、散佈、交換色情資訊。這對傳統的社會管理模式是一個重大的挑戰。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網路色情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僅表現在色情資訊的數量和種類繁多，更在於網民追逐和迷戀這些色情資訊的狂熱程度。

知識鴻溝的擴大也極有可能是我們在網路時代所必須認真面對的一個問題。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P.Tichenor）、多諾霍（G.Donohue）和奧裏恩（C.Olien）在1970年發表的《大衆傳播流動和知識差別的增長》一文中提出了“知識溝假設（knowledge-gap hypothesis）”，認爲“隨著大衆傳媒向社會傳播的資訊日益增多，社會經濟狀況較好的人將比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人以更快的速度獲取這類資訊。因此，這兩類人之間的知識溝將呈擴大而非縮小之勢。”15 按照這一假設，互聯網的擴展，可能加大而不是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知識溝”。互聯網是當今技術含量最高的資訊媒體，它在知識傳播上集多種傳統傳媒的優勢於一身，具備可以處理海量資訊、快速檢索、雙向交互、多媒體合一等優點。然而，昂貴的設施、價格不菲的上網費、不易理解並掌握的電腦知識，好像一座分水嶺把社會大衆一分爲二：一方是媒介技術專家及高學歷群體，而另一方則是普通大衆。雖然中國的互聯網用戶每年都在增加，迄今已有2000多萬用戶，但調查結果顯示，在目前中國，上網仍然是一種遠離百姓的“貴族化”活動。例如中國互聯網資訊中心(CNNIC)2001年1月發佈的統計報告顯示：我國上網用戶人數已達2250萬。其中高中(中專)23.45%、大專28.97%、本科38.82%、碩士1.91%、博士0.41%，高中以下僅6.44%。月收入500元以下15.31%、501-1000元25.94%、1000-1500元15.81%、1501-2000元4.05%、2001-2500元4.05%、2501-3000元3.94%、3000元以上7.44%。用戶地域分佈處於前五位的是：北京12.39%、廣東9.69%、上海8.97%、浙江6.62%、江蘇5.43%。可見，目前中國的主流網民的基本特徵是：文化程度較高、個人收入大多處於中高水準、生活在沿海地區的大中城市。這一資料表明，起碼在目前，互聯網的出現並沒有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知識溝”，相反，互聯網有使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知識差距進一步擴大的危險。

互聯網崛起所引發的新社會問題，顯然遠不止上述這些。它還有可能造成文化衝突、人際關係疏離、資訊焦慮、網路沈溺、網路孤獨、網路謠言擴散等問題，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分析與調查，也應該是網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內容。

總之，面對網路社會的新社會經驗，調整和改變社會學的理論視野與問題意識已是當務之急。正如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說：“瞭解社會，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首先選擇向社會發問的方式。”16網路社會學研究所首先展示的，正是這樣一種新的向社會發問的方式。這意味著，網路社會學不僅僅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作爲一種知識體系，網路社會學的研究極有可能將社會學的研究帶入一個全新的領域，從而構成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嶄新的範式。網路社會學範式的新，與經典社會學研究範式相比，首先體現在網路社會學是一種沒有基點的社會學。經典社會學總是有一個關注的基點，以此作爲社會學思考及理論建構的立足點。例如經典社會學的敍事模式常常以理性作爲其敍事的基點，以社會作爲其知識架構的立足點。與此不同，網路社會學首先要面對的基本事實是網路社會的開放性與多元性，由於網路社會學把其理論架構建立在對網路社會的開放性和多元性的認識之上，因此在網路社會學理論架構中，不可能有像經典社會學那樣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基點。也正因爲如此，所以網路社會學是一種沒有中心權威和中心話語的社會學，即一種後現代的社會學。

注釋：

1 J.H.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下，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288頁。

2 B.斯馬特：後現代性與社會學，《國外社會學》1997年第3期，第12頁。

3 A.吉登斯：《現代性的後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14頁。

4 Darnfried Dettling, Fach ohne Boden: Brauchen wir uberhaupt noch Soziologie? Wozu heute noch Soziologie? Opladen: Leske+Budrich, 1996. S.16.

5陳立輝：互聯網與社會組織模式重塑：一場正在進行的深刻社會變遷，《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6期。

6郭良：《網路創世紀：從阿帕網到互聯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

7何俊：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衝突與哲學走向，《學術月刊》2001年第3期。

8胡泳：互聯網是一場什麽樣的革命，《讀書》2000年第9期。

9黃少華：互聯網超文本鏈結的知識論後果，《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

10 Barry Leiner. A Brief History of Internet. http://www.isoc.org/internet history.

11 M. Benedikt. Cyberspace: some proposals, Cyberspace: First Step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4. P.123.

12謝俊貴：卡斯特爾網路社會理論述評，http://www3.rongshu.com/publish/readArticle.asp?id=8337.

13黃少華：網路時代的人際關係，《寧夏黨校學報》2001年第5期。

14 N.巴雷特：《數位化犯罪》，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5頁。

15 W.J.賽佛林、J.W.坦卡德：《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274頁。

16 J.-F.利奧塔：《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三聯書店，1997年，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