線的那一端：閱聽人[1]
董惠文─南華大學社會所研究生
作者Grqeme Turner認為在文化研究內部，所謂的「閱聽人」，幾乎以「電視的閱聽人」為其主要的研究主題。在本章所提及有關閱聽人的研究，莫里、霍布森和巴金漢他們的作品，將研究重心從文本分析移轉至閱聽人研究，企圖擺脫霍爾的製碼／解碼的解釋模式，解除文本分析主導的強勢，希冀進入閱聽人研究的角度，瞭解閱聽人如何透過自身的文化歷史背景，解讀、接受或拒絕電視節目所傳達的訊息，更進一步地瞭解觀看電視的社會環境與閱聽人的關係。
本章所提及的作品，其各自的研究方法雖然是以民族誌學的方式進行，但其中，每個個別的研究者對研究方法運用的精細度不一，而且與主流民族誌學所從事的文化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一段距離。如果從民族誌學的角度來說，研究是必須排斥所有單一的論述說法：例如將文本分析視為唯一解釋途徑，或將閱聽人侷限於被動地、完全地接收電視節目所傳達的訊息。這些研究「閱聽人」的學者之所以採用民族誌學的研究方式，就是希望拒絕對閱聽人的反應採取簡單、單向的解釋，希望能達到對文化有豐厚多方面的解釋。
本書作者Turner，期待在這些分析電視節目與閱聽人的著作中，瞭解到閱聽人、文本以及每天生活之間的特定互動關係，而非單純的對電視節目作單向的文本分析。並且期待將文化研究興趣，移轉至流行文化與日常生活本身，而不是只針對電視或大眾傳播媒體。
莫里在本書第三章檢視、分析《全國》這個電視節目時，將焦點集中在《全國》這個節目如何建構節目與閱聽人的關係，並且複製某些對這個世界特定的共識，而閱聽人也會接受主導性或偏好意義的立場。在進行《全國閱聽人》這本書時，莫里也接受相似的假設，可是研究其目的是：企圖回溯並瞭解特定閱聽人對一集《全國》節目的解碼過程中，有何變數。也就是試圖檢視閱聽人成員對電視訊息的特定詮釋，與閱聽人的社會立場之間，兩者的緊密關係。莫里嘗試瞭解「由於共享文化的形構與實踐，是早於個人而先行存在，個人的解讀是否會受此框限而有所不同或類似。莫里的觀點，反對將閱聽人當作毫無分別的接收者，卻也同時反對完全將每個閱聽人一一地分開加以討論。莫里在此認為，閱聽人並不是被動的方式消費電視訊息，他們的部份解讀立場會受社會因素所決定。
莫里的導論與結論中，認為閱聽人往往透過一些隨手可得、相關的論述，來對文本進行解碼。可是如果從莫里的研究方式所得取的結論來看，這卻不是本書企圖完成的解答。莫里的研究方式是採用小組討論，以小組為分析單位，在測試的最後，卻得出「閱聽人的解讀方向與專業群體、階級立場之間，並沒有單純的相關性」而是閱聽人的社會立場與論述立場有某種關連，而不能直接將社會階級視為解讀方向唯一的決定因素。結論最後莫里還是回到文本的意義上，強調雖然文本可能遭到不同讀者的不同挪用，並且無法「決定讀者」，但是對文本的詮釋並不是全由讀者決定，而是必須注意文本本身所含有的限制而定。
霍布森的《十字路口》從一開始便討論電視肥皂劇以及肥皂劇的發展歷史，然後以嚴密觀察的研究方式，切入《十字路口》電視節目的製作過程。她採取比較同理心的的角度來觀察製作節目的工作人員，但也不隱諱說出自己所觀察：節目的製作是受實際與意識型態影響。霍布森在此書中，透過檢視廣電機構、傳播公司、節目工作人員與閱聽人之間的連結關係，具體說明文化工業的運作情形。至此，對於閱聽人的研究，已經不再侷限於文本的分析，也不僅單方面分析閱聽人如何解讀，霍布森的作品針對每一個文化工業可能的因素加以討論，但是重點還是放在閱聽人的討論。
霍布森和閱聽人一起觀看節目，並且針對節目和他們進行長時間而沒有結構的討論。結果，她主張研究者必須注意文本遭到閱聽人挪用的方式，節目的故事情節可能與閱聽人的生活有所關聯，閱聽人在同理心的解讀下，可能將故事抽絲剝繭，找尋被號的主要概念，並藉由剩餘的意義框架，建構屬於閱聽人自己的瞭解之道。在此書霍布森不僅主張要理解閱聽人如何對電視節目進行解讀，更應釐清電視與其閱聽人的關係：
溝通絕對不是一個單向的過程，閱聽人對《十字路口》的投入心力，和節目製作人員放進節目的訊息，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節目的閱聽人所揭露的是，對這個節目可能存在各種詮釋，個別的觀看者可以帶入這個節目中。在節目中並不存在任何內在、原有的訊息與意義，但是閱聽人加入自己的詮釋後，便會使某些意義鮮活出現，進行溝通。（p.165）
在此的觀察，似乎主張閱聽人有優於文本和意識型態的權力。但霍布森的原意並非如此。而是，閱聽人並非盲目地接受節目所傳達的意義與訊息，閱聽人可以決定哪些訊息可以進入，甚至貼近自己的生活。
在之前的研究，莫里仍舊關切閱聽人如何瞭解文本；在此，文本是核心，是作者隱然存在的研究對象。但在《家庭電視》的研究中，則比較關注包括電視觀看在內的社會過程。其核心主題在於：必須從整體家庭休閒活動的角度中才能充分瞭解各種觀看電視的型態。從《全國閱聽人》到《家庭電視》不僅是研究方法的轉變，更是將研究焦點從文本轉移到「家庭觀看電視的脈絡本身」。即是想要瞭解家庭內電視的使用情況，這必然會涉及家庭的權力結構，也和性別問題有關。性別關係在此書的觀察中，是一個結構性的運作原則，它會影響家庭中許多觀看情境的差異，但是實際上，乍看之下是性別差異的結果，實際上是「男性與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特定的社會角色有所不同」，而導致的結果。莫里以從閱聽人「偏好」的制碼／解碼模式，轉向「相關性」的討論。莫里的研究直接引導我們關注那些生產出閱聽人的社會力量，有效地將我們帶離文本和閱聽人的檢視工作，更廣泛地研究日常生活的實踐輿論述。
巴金漢針對節目和閱聽人之間的關係，採取四種單獨，但是彼此相關的切入方法。首先，訪談節目製作人員，請他們列出對節目的瞭解，以及節目可能的閱聽人。二，找一集節目，要求閱聽人針對這一集進行解讀。第三，從節目的市場與促銷角度，討論節目的文本架構、閱聽人的定位問題。第四，訪談一群年輕人，用特定的方法使年輕人對自己產生自覺。
在分析節目製作人員與公司管理階層對節目的想法時，巴金漢依舊落入文化研究的傳統，提出文本是強勢的結論，電視不僅製作節目，也生產閱聽人。但是訪談中，巴金漢發現這些製作人員對他們想要製造的閱聽人，所知相當有限。而且透過對年輕閱聽人的訪談，巴金漢發現工作人員對節目閱聽人的預測是有偏差的，而節目想達到的訴求，通常是失敗。因此，巴金漢轉向一個比較偏向「讀者導向」的角度，以便解釋閱聽人如何主動地進行意義的生產。在文本的解釋力與閱聽人自主性的爭辯中，巴金漢傾向將自己的作品放置在一個尋求平衡的位置。
巴金漢接受「文本邀請」的概念，從這個角度來說，文本並不能生產意義或決定意義，它們是「邀請」自己的讀者接受特別立場，探索特定想法或假設，分享或否定某些人物角色的特定訊息。而閱聽人受到自己原有的社會與歷史的立場的限制，可能使閱聽人拒絕接受，或無法感受到文本的邀請動作。而且，巴金漢指出孩童閱聽人很清楚節目所透露出的訊息，是經過小心設計、一點一滴由敘事中有策略地提供給他們，他們對節目進行的進行方式瞭若執掌，知道自己必須理性地對節目所提供的訊息，加以判斷、預測、發現並獲得在這些過程中的快感。從巴金漢的研究中，依舊可以看到霍爾製碼／解碼模式的影響，其切入的角度，還是檢視製碼者對意義是否有決定性作用，以及解碼者如何生產意義。巴金漢堅持在意義生產上，文本與閱聽人都不具特權地位。
雖然，霍布森與莫里的著作宣稱是以民族誌學的角度，進行閱聽人的研究。但是這種民族誌學的閱聽人研究，陷入極度的「窄化環境」當中，因為研究者過於專注一個媒體或類型，所以研究者的研究興趣在進行探索之後，便受到封鎖。這與民族誌學所宣稱的研究目的與方式所抵觸，民族誌學希冀透過訪談、觀察等，並以非機率性取樣進行開放而架構的研究，進而描述受觀察者處於日常生活的實踐與行動，如何受到歷史與文化複雜而多元的決定。
結果，閱聽人的研究所宣稱的民族誌學方式，使研究陷入一個人為、斷裂的片段環境中，將觀看電視的活動與其他的社會或日常生活分隔。其中研究者對觀察對象進行訪談或觀察的時間時分短暫，根本無法對行為主體得日常生活結構進行豐富、多元的詮釋。
可是，這種以民族誌學進行媒體閱聽人研究，造成相關研究興趣的復甦，以非文本為主的角度，關切流行文化、瞭解日常生活的實踐，跳脫了必須透過特定文本來瞭解閱聽人的限制，進而以閱聽人為出發點，由其提供自己感興趣的節目，檢視閱聽人接受或拒絕媒體的說法。對莫里來說，1992之後所關心的問題，根本不再是文本與閱聽人的問題，而是觀察電視如嵌入、接和日常生活的脈絡與實踐。至此，整個文化研究的方向轉彎，回到文化研究的原始目標，研究從日常生活的實踐開始，因為文化是根基於日常生活中。
針對以民族誌學角度所進行的閱聽人研究，在文化研究領域還有其他討論或理解閱聽人的研究方式。哈特利對文化研究領域的閱聽人討論，採取一個相對立的立場，質疑這些研究《全國》或《河東岸人》節目的閱聽人時，實際上是由研究者先發明這些閱聽人，然後再進行研究。研究者可以從經驗、理論或政治層面來想像閱聽人的存在，但這畢竟是虛構，是為了滿足批判機構（學術界、新聞界、壓力團體）、電視工業，以及政治法律系統之內的管制單位，閱聽人不能外於這些機構建構的論述存在。哈特利將閱聽人視為論述的產物，或是經由某些論述而建構的「場域」，因此哈特利的論點是遠離這些經過假設而存在的閱聽人。從哈特利這個角度來看，是不能用民族誌學的方式將閱聽人視為真正的團體進行研究，這樣的研究是片段、被建構。因此媒體的研究只有文本，研究的對象只剩下文本的生產與接受這些文本的「論述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