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沛婕（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在中國傳統父系社會中，唯有男性被視為正統家族繼承人，也只有男性方能繼承家業，並負責傳宗接代、延續香火；《詩經》中稱生男為弄璋，生女則謂之弄瓦，重男輕女的風氣延續了幾千年，而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描述楊貴妃受寵後天下父母的心態：「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景況僅是曇花一現；民間認為，女人是”油麻菜籽命”，如同蒲公英一般，一旦離開了生長的家庭，便只能自求多福，出嫁的女兒事事需以夫家為重，與娘家的聯繫則是不被鼓勵的。
從披上白紗的那一刻起，成為別人家媳婦的女兒，便成為認知上邊緣人的角色(胡幼慧，民84)，當她們回到原生家庭時往往被視為「客人」，在情感認知上，娘家將嫁出去的女兒當「外人」，夫家也認為她們「不是自己人」，這種不被認同的處境，往往讓這些出嫁的女兒有「裡外不是人」的感慨！胡幼慧(民84)也指出，傳統中國家庭中，父母與女兒的關係是暫時、微弱的，出嫁的女兒已是「別人的」，父系文化及婚嫁制度在女兒與原生家庭間築起了一道高牆，對年邁的父母而言，雖然與女兒住較舒適，但跟女兒住會惹來閒言閒語，使得她們寧可看媳婦的臉色，也不願投靠女兒；這樣的現象讓我們不禁懷疑：嫁出去的女兒，真的是潑出去的水嗎？
Ebrey在〈南宋上階層親族制度下的婦女〉一文中探討已婚女兒與原生家庭的關係發現，當時已出嫁的婦女仍與娘家維持著經濟互助與情感支持的關係，就算守寡，婦女仍與原生家庭及其親屬網絡維持終身密切聯繫(引自陸鴻基，民86)，而今日，婦女就業形成子女照顧問題，內政部臺灣地區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內政部，民87)中指出，子女或親人照顧的問題是婦女在婚姻生活中的重要困擾，謝臥龍(民84)的研究則發現，台灣的職業婦女傾向將幼兒託與親人照顧，許多職業婦女需仰賴父母為他們照顧下一代，由此可見，已婚女性與原生家庭仍存在著許多交流，仍有血濃於水的親情，及無形的、割不斷的臍帶，牽繫著女兒與原生家庭。
「拜別高堂日欲斜，紅巾拭淚貴新花。徒來生處卻為客，今日隨夫始是家。」(鄭阿財，民73)，這首詩描寫了新嫁娘的心情，她在成婚之日才恍然大悟，原來在家只是客人，出嫁意味著她終於要前往真正的家—夫家了。在傳統文化規範與父權體制的觀點下，女性只是家庭中的短暫過客，婚後便成為夫家的一分子，從此，「女兒」的角色模糊了，代之而起越來越鮮明的是「妻子」、「媳婦」的身分 (劉惠琴，民88)；從原生家庭的「女兒」身分轉換到為人妻、為人媳的角色，女性必須將與原生家庭親人的情感轉移到無親情血緣關係的婚姻家庭中，面對娘家父母與夫家公婆，一端是血濃於水的親情，另一端則是身為媳婦的責任與義務，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角色牽扯著出嫁女兒的心，使她們陷入了左右為難的處境。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焦點是，出嫁後女兒便從娘家缺席了，她們無法參與家中重大事情的決策，然而，在法律上，她們仍與男性享有同等地位，在父系家庭系統下，嫁出去的女兒能不能分配財產？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而女兒也往往在家庭和諧的考量下，主動放棄自己的權益。另外，許多只有生女兒的家庭也面臨問題─除夕夜夫妻雙方能否各自回自己的原生家庭團聚？女兒對年老的父母過年時獨自面對一室淒涼總是萬分不忍；還有，當父母年老時，誰該負起照顧的責任？是父母賴以養老的兒子，還是讓女兒也能盡一份孝養的心意？面對一連串的難題，出嫁後的女兒在婆家與娘家之間擺盪，難以找到一個平衡。
所幸，隨著工商繁榮發展，現代婦女的教育程度與工作機會都增加了，她們有能力提供家庭實質經濟協助，Tsui(1987)
針對台灣都市內中等以上教育程度職業婦女角色變遷的研究發現，職業婦女不論婚前或婚後，往往都竭盡所能將所得拿來幫助家庭生計、幫助兄弟姊妹升學甚而資助兄弟創業；這樣無怨無悔的態度，亦表現在照顧年老父母的行為上；在西方社會，通常由女兒擔任照顧老人的角色
(Doty，引自胡幼慧，民84)，對老年失偶的婦女而言，女兒亦是其重要的支持網絡(蔡秀美、周雅容，民84)，相對於常將照顧的實際執行轉嫁到媳婦身上的兒子(溫秀珠，民84)「責任式的照顧」方式，女兒發自內心「親情式關懷」及情感支持(胡幼慧，民84)，往往能給予老年父母極大的精神撫慰；其他的國外研究(Brakman,
1994)也顯示，女兒通常親自照顧年老父母的飲食及生活起居；今日，女性不再被原生家庭忽視，絕大多數的父母認為女兒比兒子孝順、貼心，只有生育女兒的家庭也更能坦然接受現況，已婚婦女與原生家庭的互動密切，也有愈來愈多的夫妻選擇婚後和女方父母同住，無怪乎在人口日趨高齡化的台灣，越來越多人視沒有生育女兒為一大憾事了。
不僅如此，李沛良(民80)的研究也顯示，今日大多數的夫妻對雙方的父母同樣重視，雙邊親屬關係已逐漸取代偏重男方的傳統；在『台灣地區1995年婦女滿意度民意調查分析報告』中，有接近80%的婦女認為「嫁出去的女兒也有扶養自己父母的義務」，顯示男女兩性在奉養父母義務行為及態度上的轉變。蔡采秀(民81)的研究發現，除了西方社會與親屬的往來關係上，有偏女方的現象外，台灣核心家庭的夫妻在居住安排、經濟求援的頻率等也同樣有偏向女方的現象，而女方父母亦是其急難救助的主要來援；同時，現代夫婦為兼顧年老父母的照顧及解決年輕夫婦的扥兒問題，多選擇靠近女方原生家庭的居所，並與其保持社會及經濟上的互動(Tsui，1987)。其他研究(Streib, Clark & Warren)也發現，中、下階層家庭的女方父母給予子女的協助多於男方父母(引自藍采風，民85)。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與其原生家庭家庭的互動日趨緊密而頻繁，這樣的轉變令人欣喜，而婦女在婚姻與家庭的角色扮演上也多了份空間。
然而在父系脈絡中，孝道的執行卻依性別而有所差異，婚姻狀況決定女性盡孝道的對象，結婚後公婆必須擺在其行孝道的第一順位；在父權制度的社會文化規範下，進入婚姻關係的女性被要求對自己的親生父母「不孝」，而必須對無生養之恩的公婆盡孝(周雅容，民85)；這樣的社會規範不盡合理卻又根深蒂固於傳統觀念中，因此，當娘家的父母需要照顧時，已婚的女兒想盡孝道卻又面臨兩難的處境，國外學者Brody形容成年的女兒是「夾在中間的女性」(引自溫秀珠，民84)，她們必須履行對於丈夫的婚姻責任與對於子女的父母責任，同時也被身為子女的情感所驅使，希望為年老的父母提供支援和幫助；周麗端等學者(民88)發現，成年女性較男性提供老年父母更多的實質幫助，而且與老年父母的互動也較密切。除此之外，Adams (1995)也發現，老年父母多與女兒同住而非兒子﹔當老年父母獨自生活困難，需要幫助增多時，女兒更能直接提供情感與生活幫助，並照顧父母頤養天年；國外學者Contrary 及Treas一項針對成年子女的工作和對父母提供幫助之間的比較分析研究亦顯示，出嫁後女兒並不因為身份的改變或工作的繁忙而放棄照顧父母的權利與義務(引自劉秀娟譯，民86)，反之，進入另一個家庭的已婚女性更能體會父母的教養之恩，在婚後將原生家庭當作一個安全堡壘，與父母互動的深度和頻率增加，因此婚後雙方關係更好、感覺更親密(陳燕錚，民88)，由此可見，儘管女兒對父母的孝心與孝行被父系權威壓縮與限制，注重情感的女兒仍是無怨無悔的付出，在有限的範圍內對原生家庭投注最多的關懷與支持。
在傳統期待中，進入婚姻的女性被要求以夫家為主，孝養公婆被視為理所當然，身份的改變及多重角色的扮演卻不影響女兒們孝敬父母的心意，儘管女性在父權觀點中被視為原生家庭的過客，然而無論婚前婚後，女性對原生家庭的付出使得她們漸受重視，也令重男輕女的觀念逐漸式微，對女性而言，有著慈愛父母與至親手足的原生家庭永遠是其生命的原鄉，對娘家，她們懷著另一種難以言喻的鄉愁與依戀不捨的情感，眾多的研究更證實已婚女性與原生家庭仍存在著許多交流，仍有血濃於水的親情，及無形的、割不斷的臍帶，牽繫著女兒與原生家庭，她們不再被傳統觀念「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所束縛，與娘家親人保持良好的互動，掙脫了性別枷鎖，現代女性昂首闊步，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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