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母職角色之探討－「現代」與「傳統」
莊雪芳(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
一、社會變遷下的母職角色－女性主義的新註解
縱觀古今中外，「母親」在每個個體成長的過程中，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及不可取代性。從幼兒依附的行為過程中，我們看到沒有母親呵護的幼兒，其發展往往危機重重且多有偏差行為的產生。早期的社會文獻中，「母職」一直被視為是女性的天職。母親更是個人社會化過程中最
重要的「他人」，母親對於兒童的發展及學習能力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母子間關係的調適更是對個人人際關係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母親角
色常被定義為一個必須負有照顧、養育、服務與安撫孩童等相關的責任的社會角色（張?文，1997）。母職便是執行上述相關任務而產生的一
連串普遍被社會所認可的行為、規律與意識形態。
然而，由於社會變遷現代化思維早已深植人心。母職角色便在這一連串的潛移默化中，進行著微妙的變化。早在七○、八○年代，受女性主義的影響，此時，對母職的論述產生了兩極化的發展：一派採負面的態度，認為母職陷女性於奴役的地位，認為女性必須捨棄母職；另一派採肯定的態度，認為母職的具體實踐可形成女性共同的經驗。女性主義認為，母職是父權社會中父權執行指令的工具，由於母職界定為女人的「天職」，也限定女人在公領域的發展，而以母職代替親職（parenthood），則是文化中壓迫女性，默許男權的根源（Dinnerstein，1977）。「母職」概念儼然成為兩性平權議題的核心關鍵。
時代的變遷中，多數的母親背負著多重的角色扮演，多重壓力之下往往面臨了角色衝突。Degler（1981）也指出女性在多重角色扮演上必然面臨衝突，許多女性發現在履行母職當中他們不可能完成個人的自我了解與自我實現。又由於母親具有付出者的形象（the
image of givingmother），因此在其生命的各個週期任務中產生不同程度的緊張關係（Kaplan，1992）。母職儼然已成為一種非個人性的社會行動，我們必須視母職為集體意識的結果，此集體意識是社會中的一般成員所共有的信仰與感情的一部分（張?文，1997）。儘管時代不斷的變遷，然而社會期許對母職角色的看待並沒有產生多大的改變。現今的母職角色正經歷著現實與理想之間求取平衡的掙扎與矛盾，尤其是今日的台灣母親們，除了現代思潮的衝擊外，更背負著中國母親傳統的信念。劉慈惠（2001）在現代幼兒母親的教養信念中，提出一個重要的訊息－今日台灣幼兒母親的教養信念交織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教養的雙重影響。
二、母職信念－現代與傳統的衝突
中國的母親們在傳統母職信念內仍含有著某種程度歷史文化傳承的影響。林文瑛，王震武（1995）探討中國父母的教養觀中，從「家訓」、
「家規」之類有關的書籍及文章中，釐清古人教養觀的內涵－「嚴教觀」、「磨練觀」、「尊卑觀」和「決定觀」。在此觀念的承襲之下，家族主義仍是中國社會的根。家庭提供家人彼此無條件的支持是家族主義的基本設基，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一直以「共合」的方式存在（余德慧，1986）。而當中國風貌一再受到西方文化吹拂，家族主義不再玩約定俗成的社會法則時，中國傳統信念便受到強烈的質疑？尤其是一直被中國人視為家庭根基的母職角色，更是在現代社會中顯得迷惑與脆弱；而中國母親的母職信念中傳統信念的內涵正被不斷的檢視及拉扯著。
檢視中外有關中國人教養方面的文獻，中國父母經常被歸類為專制型（authoritarian）的父母。其中，絕大因素是因為研究者多以西方教養觀為理論架構；然而，為什麼中國人在教養上，會呈現出西方社會所謂的專制型呢？影響中國父母長遠以來的文化信念及價值體系是否逐漸在改變？從二十世紀初期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已有所改變，中國人教養方式與西方社會的差異已不像早期那般顯著；這亦代表著，中國人教養方式的變遷驗證了人類心理學家的論點：文化本身是機動的（dynamic），會不斷的變遷（Harkness&Sara,1992）。Cronbach（1975）亦指出，人是活在互動的情境中（interactive context），個體及信念隨時都在改變。
而資訊媒體的無遠弗屆，更加速中國父母教養方式及態度上的學習及改變。資本主義蓬勃發展以及對科技的高度依賴，使得我們的社會變得極其物化（?宗堅，1998）。在多元社會文化的影響之下，中國家庭系統原來所建構的穩定性與秩序性已受到非常大的挑戰，這對現代的家庭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一是傳統家庭結構與功能的顛覆，其次是家庭價值觀念的多元與分歧，再者是家庭關係的物化與疏離（?宗
堅，1998）。在面臨強調自我、反權威、及反傳統的後現代家庭文化的衝擊之下，母職角色勢必受到更大的震盪。
中國母親原本就承受著比西方母親更多的包袱及壓力，其中最大的衝突來自於「傳統信念」與「現代信念」的拉扯。Beutell&Greenhaus
（1982）在對美國已婚職業婦女的研究中指出：現代婦女的主要角色有四個，即〝妻子〞、〝母親〞、〝主婦（Homemaker）〞以及〝工作者〞。根據角色理論的概念，當婦女要同時履行這四個角色中任兩個的角色期望時，便可能會引起角色衝突。回顧國內對於已婚婦女角色衝突的研究，高淑貴（1987）指出，對已婚婦女而言，如果就業的話，莫不期待家庭事業能兼顧；但對多數人而言，這是可遇不可求的理想境界。更何況中國傳統文化所賦予母親們的枷鎖，無疑是更大的考驗：一邊是傳承已久的中國傳統文化信念，另一邊則是方興未艾的西方社會思潮（劉慈惠，1999）。如同王叢桂（2000）在「華人父母職責信念」中所發現的：許多年輕的父母雖然不可能做到傳統的角色職責，卻常不自覺地以文化認知建構下的父母職認知基模（schema）作為參考，思考自己是否是「適任」的父母。另外，中國婦女比其他文化婦女表現出高結婚率及必須生育的觀念，經過異文化的比較，更突顯出其為蘊含中國文化價值觀念的一項行為（張珣，1995）。
三、現代母親的新課題
最近，國內ELLE雜誌（邱文仁，2003）公佈一項《全球女性大調查》的數據，在「家庭與事業是否可以兼顧？」項目中，有57﹪的台灣女性希望在「專業」、「家庭」、「個人」中求得平衡；在「婚姻」項目中，與世界其他女性相比，台灣女性比亞洲或世界女性更願意成為好妻子、好母親比例為53﹪,亞洲願意成為好妻子、好母親比例為41﹪,世界比例更低為28﹪,顯然台灣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定位」是最傳統的；
另外，相較其他國家，較少台灣女性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但「工作」及「小孩」為第一位的比重卻高於其他國家。事實上，在「個人成
長」、「工作成就」、「家庭、妻子、母親角色」的多重目標下，台灣女性往往產生角色衝突，因此有四成以上台灣女性感到「負荷過重」，也有將近五成的台灣女性經驗到「想逃離現況」的情境。
綜觀上述論述，再再顯現出現代台灣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並且可以清楚看到中國母親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現代母親在母職信念中，一方面留有中國文化傳承下的傳統信念，一方面亦有西方文化思潮下的現代信念；而在傳統信念與現代信念並行下，正孕育出獨特的中國母親教養方式。這是一種全新的挑戰，亦是現代母親們應該正視的新課題，如何在傳統與現代間、家庭與工作間、期待與衝突間，尋求一種擺盪中的平衡－正考驗著新時代母親們！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叢桂（2000）。華人父母職責信念-以台灣大學生為對象的探索性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8期，57-83頁。
余德慧（1987）。中國人的父母經。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林文瑛、王震武（1995）。中國父母的教養觀：嚴教觀或打罵觀？本土心理學研究，3期，2-92頁。
邱文仁（2003）。全球女性大調查。 ELLE雜誌，145期，202-208頁。
高淑貴（1981）。變遷社會中母子關係調適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學院農事推廣學系研究報告，70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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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堅（1998）。從後現代家庭的建構與解構看學校諮商的未來趨勢。迎接21世紀師資培育：
教師專業知能的省思研討會論文集（Ⅲ），20-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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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師院學報，12期，311-345頁。
劉慈惠（2001）。現代幼兒母親的教養信念－以大學教育程度者為例。新竹師院學報，14期，
355-405頁。
二、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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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ler , Carl N.（1981）. Frontier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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