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階級差異與文化消費
吳怡蕙（南華社研所研究生）
在日常生活裡，無形中我們常常認同不種階級的人群消費方式與一般人不同。名牌服飾通常不是一般市井小民可以買的起的，既使打了折。名模、貴婦人身上穿戴的阿曼尼，腳踏香奈兒，手拿LV；夜市、路邊攤衣服、鞋子價格低到老闆想跳樓，只是一件可以遮蔽的布，卻有兩種不同消費形式，是階級！？還是喜好？！明明一杯只要35元的罐裝咖啡就可以使腦袋清醒，但starbucks這一類的咖啡店常是高朋滿座；想坐著喝咖啡還得看看裡頭有沒有空位。因為經常搶不到裡頭的位置緣故，所以我們就來看看消費和階層的關係，為什麼每一個人的消費方式都不盡相同，一個人消費型態可以看出個人階級。
一.文化消費
文化消費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之一；訴說我們是怎樣的人或是我們想成為怎樣的人，消費的產生和保有特定的生活風格可以作為階級的象徵，顯示著社會差異與區隔，對普羅大眾而言，其實消費是文化的實踐。
Bourdieu(1991)建構出一套文化再製的理論典範，指出特定的文化模式如何被用來標示與維持社會區分（John，2001：：59-61）。Bourdieu認為消費是階級組內與組間的鬥爭場域，透過消費文化加以突顯社會區隔與再製；依照Bourdieu的說法，在社會中支配與被支配階級中，消費一直是個很重要的面象，得以進一步確保和正當化權力與支配形式。他同時認同階級統治是經濟手段。Bourdieu的研究修正了傳統階級/階層的社會學研究主張（劉維公，1999：356），將文化因素適切地融入以物質條件為分析主體的階層/階級社會學研究。
道格拉斯和艾雪伍德則是將文化消費視為一種中性語言、溝通，反應出社會差異與區隔。衛白倫則是以休閒階級為主，論證社會團體消費其實是將社會空間劃分為層級式體系（John，2001：59）。文化產品多少都具有權力性質，具有兩方面的特性：1.由各種象徵、符碼所構成。2.身份象徵的意義（高宣揚，2002：319）。這不是以傳統強制性的力量出現，而是以一種象徵、符號與資訊的形式透過消費出現，其中流行文化（主體文化）握有象徵性權力意味，除了消費物體本身的工具性意義外，更讓人在乎的是「意義」，使用者的意圖、風格與氣質，更或者是階級。
流行音樂在流行文化居重要地位（高宣揚，2002：222），不僅以悅耳的魅力傳播於眾人耳中，更是文化傳播主要媒介與推動力量，如：前幾年所流型的卡拉OK、MTV 和KTV等。電子音響設備日新月異，令人無法忍受卡帶的落伍。據我們所知流行音樂之開始流行是近一百年的事（高宣揚，2002：222），而這些流行音樂（爵士樂與搖滾樂）當初的聽眾是都市下層工人與大眾為主，再加上少數的青少年族群。
另一個服裝，依據購買者或使用者經濟權力許可範圍，決定布料的質感與價錢。除了價格便宜與昂貴之外，我們要注意到原料的取得與布料在製造過程中精密程度，在社會普及程度、生產地遠近，在在都顯示使用者的階級地位。服裝的顏色同時也代表權力，中國以「黃」為最尊，旗人有八旗，以旗色區別地位、階級。西方以「紅色」為尊貴，教皇和皇帝服裝皆以紅色主系，拿破崙時代曾經以「黑色」為高貴的顏色。總之，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服裝、消費程度，表示社會地位與身份，進而顯示權力擁有的程度。
二.階級意涵
阿多諾（1986）撇開道德判斷，「文化」作為「實用」想對立的「虛飾」一說，仍具啟發性。文化的意義不在遮掩，而在炫耀，以符號、象徵性的消費代表個人身份地位與族群差異性。
韋伯的社會階層理論為階級和地位作了重要的區分，階級是依照生產關係中的位置，身份是榮譽、聲望與生活風格。他認為地位的特性在於擁有相同地位的人具備同樣的生活方式，這是在家庭、學校教育、社會交往中發展出來的，可以說是同類相聚。另一個是地位團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利用權力或是規範經濟上的壟斷，強調地位團體的特殊性與榮譽、優勢。
馬克思以生產工具的有無區別階級。馬派學者Wright將生產組織擁有和經營權分開，納入階級關係測量的基礎上，區分出四個階級：資本階級（擁有生產工具，可購買、控制他人勞力）、小資本階級（擁有生產工具，不可購買他人勞力，可控制他們勞力）、經理階級（沒有生產工具，不可購買他人勞力，可控制他人勞力）、工人階級（沒有生產工具，不可購買他人勞力，可控制他人勞力）。
Blau & Duncan 的地位取得研究中，奠定了「職業」為階層的單一指標。教育和收入也成為客觀指標之一；這三者共同號稱社會地會地位，用來代表個人客觀階級。
三.假設
四.資料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二期第五次
樣本：20-64歲人口
五.結果
閩南歌曲和教育年數
國語歌曲和教育年數
日語歌曲和教育年數
西洋歌曲和教育年數
中國民謠和教育年數
台灣民謠和教育年數
古典音樂和教育年數
以wright的分類
就圖表台灣以小資本家居多，依序是工人階級、資本家和經理階級。符合台灣是各特殊的勞動市場。在1982和1992年的台灣企業規模中，有過半數的企業人數 <10人。大企業僅僅佔5%。這十年來，這樣的企業規模人數並沒有多大改變。
教育年數與職業、流行歌曲的多變量分析、回歸分析
教育解釋喜歡流行歌曲的解釋力比職業更強。當教育+職業對於流行歌曲的解釋力則不顯著。
教育年數、職業和閩南歌曲回歸分析
可以看出教育年數對閩南歌曲喜愛度有顯著差異，但呈現負影響。職業未達顯著水準，故不理。方程式：y=-9.185edu+1.018。如果沒讀書，你喜歡也會喜歡閩南歌曲。教育年數愈高，對於閩南歌曲的喜愛度則愈低。
教育年數、職業和國語歌曲回歸分析
可以看出教育年數對國語歌曲喜愛度有顯著差異。職業未達顯著水準，故不理。方程式：y=0.014edu+0.779。這是說教育年數愈多，國語歌曲喜歡程度略高。呈現正成長。
教育年數、職業和日語歌曲迴歸分析
教育年數對日語歌曲的喜愛程度呈現負成長，職業對歌曲喜愛仍呈現未達顯著水準。這是說教育年數愈高，喜歡日本歌曲程度愈低，可能是人口結構關係，哈日的人口族群多是青少年階級（教育年數<12），或受日本教育的老公公與婆婆，通常這些人口的教育程度不會太高。這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結果。
教育年數、職業和西洋歌曲迴歸分析
教育年數愈多的人，喜歡西洋歌曲的程度愈高，職業仍未達顯著水準。就教育等級而言，會喜歡西洋歌曲的人，首先條件是要聽的懂、知道其歌詞意義。不太可能單單喜歡旋律而已，在這樣的利基之下，教育程度就成了明顯的指標。教育年數愈高的人，接觸外語的機會愈多，學習外語能力同時被強調。
教育年數、職業和中國民謠迴歸分析
教育年數、職業和台灣民謠迴歸分析
民謠偏向地方色彩，不同於流行歌曲。但依上兩表數據顯示，教育年數愈高，對於中國民謠喜歡程度愈高。但台灣民謠就不同了，教育和職業都未達顯著。可能的解釋是民謠屬於鄉土教材之一，或與流傳下來的並不多，或者是純粹是個人喜愛的問題，與教育年數和職業並沒有太大的關係。更或是者是研究方法的錯誤，有需要改進的空間或進一部探索的可能。
教育年數、職業和古典音樂的迴歸分析
教育年數愈多的人，喜歡古典音樂的程度愈高，職業仍未達顯著。
古典音樂大多屬於中上階層的音樂品味。常由報章媒體看到古代的皇宮貴族如何喜歡古典音樂，更甚者會大力支持音樂家。現在也是一樣，只是沒這麼明顯的區別，我們國家的音樂廳大多是聲樂家、古典音樂樂團的發表之地。想想有多少流行歌手在國家音樂廳表演過，或開個人演唱會。
六.結論
我們將身份認同帶入文化消費與商品中，在交易的過程中，藉由商品透露出我們的社會區別、社會地位與社會歸屬，同時也帶入一種象徵性壓力。
這些都一一得到驗證，那怕只是一首歌曲。無形中透露的訊息比社經地位量表多很多。從數據結果的呈現，我們發現教育年數的影響力實在比職業強，教育年數的對歌曲的喜愛程度達顯著，反觀職業這個變項似乎對歌曲的選擇並沒有太多的影響（甚至是沒有）。但對教育於閩南歌曲的喜愛呈現負成長，這代表教育階層低愈喜歡閩南歌曲。我們從語言這方面來看，教育年數少的階級多是工人階級，根據蔡淑玲（2001）的研究中，發現台灣的勞動力市場中，國語已有穩固的市場價值，使用不同語言的工作在職業地位上有清楚的階序，閩南語的工作場域是壞的勞動力市場，使用國語則是好的工作場域。歌曲是綜合語言和音樂，是符碼的雙結合。依蔡淑玲的論點，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喜歡聽閩南歌曲的族群是中下階級（工人階級），更細緻來看，閩南歌曲對於生活描述、心境描寫十分生動，一些字眼的使用不是國語的文字可以比擬。總之，這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探討流行音樂為何流行於某些階層中。
七.參考書目
蔡淑玲（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1：65-111。
黃毅志（2002），〈社會流動、社會網絡和工人意識〉，《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北：巨流。
John
storey（2001）張梅君譯，《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台北：巨流。
高宣揚（2002），《流行文化社會學》，台北：揚智。
朱元鴻（1991），〈消費-政治經濟學之外〉，《當代》67：12-23。
劉維公（1999），〈布爾迪厄與生活風社會學研究：見論現代社會中的社會學危機〉，《社會理論學報》2：2 pp34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