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雄地區的依賴發展
南華大學社會所 曾子旂
摘要
從馬克思的觀點看來，整個世界的發展全部都是奠基於「經濟層面」的發展上；但對依賴發展理論的學者而言，依賴的發展在經濟之外也交織著權力的運作；而在世界體系的看法中所發展的世界是在一條進步的軸線上，只是遠近不同罷了。本文試圖從依賴理論的角度出發，進一步探討「高雄地區」的發展史與發展前景。
壹、
由馬克思出發
以古典經濟學家的經濟發展觀點，經濟發展的指標代表著「發展」的程度，於是所有社會發展的目標就被化約為「經濟」。但是，此種化約忽視了社會層面的問題，將政治、文化與環境等問題屏除於社會之外，其實追根究底還是不能解釋社會發展的事實。
馬克思雖然也將「發展」歸因為經濟上的進步與否，但是對於馬克思而言「勞動（實踐）」也是一個催化劑。我們在馬克思對中國的描述之中我們可以發現到資本主義對馬克思而言雖然是充滿著非人性的醜陋，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侵略卻也為世界屬於落後的國家開啟了一扇「進步與發展」的大門，使他們得以依循著西方世界的進步階段，逐步向著更發達（經濟上）的路前進。但是，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主義發展的極致會導致它自我的滅亡，因為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優先、權力爭奪、利益瓜分的情況下，無產階級在這種社會中會發展出自我的階級意識，了解自己是被剝削的階級，進而向資產階級革命，創造一個無產階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不再有權力爭奪的情況，也不會在有階級的存在，世界的發展就到此為完美的景況。我們暫不去討論馬克思的發展階段到底有無實現，就世界的發展而言，馬克思準確的洞悉了資產主義中的階級鬥爭史（權力的擴張與資源的爭奪），而所有的發展理論也是自此而延伸。綜上所述，馬克思的觀點中，「發展」就是一個不斷改善物質生活與週遭環境的過程。
貳、
相關理論
一、 世界體系
由Wallerstein提出的世界體系中，我們清楚的發現世界體系所試圖解決的是發展理論中無法解釋的問題；在世界體系中的各個國家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但卻在整個世界體系中組織成為一個世界網絡的關係；各個國家的發展也是在同一條線性發展上，但卻有「核心」與「邊陲」的差距位置；國家與國家在生產過程的關係中，會發生一種不平等的交換與剝削存在。
在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中似乎僅只存在著單一線性的發展途徑－－追求更核心的資本主義模式發展，化約在市場的主控權與階級層次的討論，也是「世界體系」理論最為人所批評的地方。或許在世界體系的觀點中，是由一種「全球」的觀點看世界，結構性的解讀國家關係確實會導致各個地區的獨特性被有意識的忽略不談，但是如果以一個「全球化」的角度來說，Wallerstein的解讀會是一個新見。不過，對於筆者而言，世界體系忽略掉「本土關係」的解釋，會是一個十分大的缺憾；因為每一個國家的發展背景不盡相同，蓋一而論確實會抹滅了個殊性的發展。就台灣的發展而言，這在世界體系中是一個位於幾近「邊陲」的島國，但是她的發展不是一個邊陲的正常發展，她在5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造就了工業化的奇蹟，一夕之間成為一個高外匯的國家，她所依靠的不僅只是當時的國際市場，更多的是當時政府的政策導向與扶植企業。
二、 文化觀點（誠信）
在福山（Fukuyama）的觀點中，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與否和其居民的文化背景（信賴，Trust）是有直接且必要的關係存在。相對於馬克思而言，福山的觀點是相當「唯心論」的；福山在《誠信》這本書中說明了，如果以經濟的角度做整個世界發展的分析，往往無法去解釋整個經濟發展背後的人際網絡模型，而這個模型也是整個經濟發展過程的內部架構。
現代的科層如此發達是因為彼此之間的「信任度」不足，而這種龐大的體制雖然能夠支撐著整個社會的資本彼此流通發展，但是卻會愈加腐敗或不夠完美；所以有高度信任存在的團體才能夠對發展有正面助益。
福山（Fukuyama）以韋伯的觀點做立論基礎，說明信任（Trust）的重要；接著舉了日本、中國、韓國、義大利、法國等例子，告訴我們不夠信任的社會是無法達到高度發展的。
在福山的文章中，我們學會了另一面觀察「發展」的角度－－文化，不過我們也可以在這篇文章中看到過於拘泥於某一個變相時，會為了配合理論而使事實「削足適履」的套進去。例如福山針對華人的儒家觀念做一批評，認為在華人的世界中是較不相信血緣關係以外的人，所以難以累積大量的財富。但是，在這個理論的背後我們該思考「何以西方資本主義形式的發展必定是適合中國呢？」
，筆者認為中國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獨特的簿記與會計的發展，加上小型組織的網絡聯合，相信其發展會更有親和性的存在；就像台灣當初的中小企業傳奇一般。
參、
高雄發展史
一、 光復前的發展
台灣原本就是個以農業為發展重心的地區，天然的礦產與外國比較起來是屬於不甚豐富的地區，不過由於土壤肥沃、水利資源豐沛，所以十分適合發展農業。一直到1930年代前，台灣仍然是以農業為導向的發展；日軍在1930年之前也一直將台灣視為日本的糖產供應地，所以大量種植農產品。但是高雄由於有天然的良港與地形的優勢，遂成為日本人心目中的南進中心，更在1930年代後加速發展，成為工業化的港口城鎮。
所以1930年是台灣地區工業化的重要轉折點；在30年代之前台灣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經濟政策導向，其他的零星工業也是為發展農業所設立的輔助性工業；而到了30年代後，適逢「七七」事變，日本與台灣同時進入備戰狀態，所是日本政府於此時大力推展台灣工業化，其他的一切設施發展皆為輔助工業化的器具；日本在此階段加強台灣的工業化發展－－「生產力擴充計劃」。台灣當然也在經歷過日本人對台灣島的二次經濟政策的改革－－全力發展農業、轉型為工業發展－－之後，成為了全新面貌的一個島嶼。
高雄地區在日據時代的發展，也僅只是因為其特殊地理環境而成為一較大的集散都市，在響應了「南進政策」後，提供了港口與廣大腹地的積糧，為工業化提供一個默默的墊腳石。
二、 光復後的發展
1949年國民黨政權因國共內戰失敗而全面退避台灣，國際外交的挫折，再加上228事件的陰影造成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權的不信任，使得處於「內憂外患」險惡局勢當中的國民黨政權，不得不一方面在政治上採取高壓統治，一方面大力發展經濟，企圖改善民生凋敝經濟困頓的窘境，藉以轉移人民的注意力。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著手推動全面性的「土地改革」措施。而後，土地改革的成功，使得台灣農業成長倍增，在民生問題獲得基本解決的同時，不僅鞏固了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也在「以農業扶植工業」的策略之下，致力於消費財的「進口替代」，也帶動了工業的發展。接續在1960年代開始推動各項經建計畫，開啟了「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階段，在當時的資本、礦產與國際景況之下，台灣的工業發展，只能接收先進國家不要的污染性產業（例如石化業）或高耗能、高耗水的地方產業（例如水泥業）。而由於光復前的總督府便設於台北，國民黨進駐後便以總督府為總統府的設立地點，台北順理成章為台灣的首都，為將高污染性的工廠遠離首都，擁有良港與日據時代工業化發展基礎的高雄，成為重工業的發展基地。雖然1980年代之後，所得持續提高，產業結構也從第二級產業的工業逐漸轉型為第三級產業的工商服務業，但是高雄已成為一座大型工業城，在長期對中央政府與加工區的依賴情境，使得高雄地區的產業轉型欲加困難。
回首過去在1960年代之後出口導向工業化下，致使大量簡單加工業的出現，使得石化原料的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石化工業在1970年代成為重點的策略性工業，透過國家資本與黨資本介入的方式，大力推動石化業上游工業的規劃與興建（二輕與三輕即為十大建設計畫主要推動項目之一），並且在此同時積極扶植私人資本，以優惠、保證壟斷等方式組織中游產業，因而使得石化業的中游資本越來越茁壯，進而抗拒、影響、並改變國家經濟發展策略，在此時的高雄也成為重工業的重點發展都市。然而198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暴露了以往以石化為基礎工業的簡單加工出口產業的經濟發展困境，因而促使政府部門調整其經濟發展策略，然而，前階段大舉介入的國家資本與黨資本，以及因受到扶植而日益茁壯的石化中游資本，卻在利益共生的情況之下，共同扭轉了此一政策方向，執意於高雄繼續興建重工業的發展。
肆、
依賴理論與高雄發展
回顧高雄過去的發展而言，自Haggard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日據時代的台灣工業化事實上是跨國企業（原則上是日資企業）與台灣的私人資本合作的市場，而台灣的私人資本在此時並沒有發揮什麼力量。幾乎台灣在此時的工業化是依賴著日本的經濟政策而做修正發展，高雄也是台灣島中一個小港口罷了。直至國民黨播遷來台，雖然仍以日本遺下的農業組織基礎來進行初步的掌握控管，但隨後的「進口替代」時期與「出口導向」時期的政策導向，高雄逐步成為一個加工出口區的集散區域。在尹仲容的「代紡代織」政策下，高雄地區出現了紡織廠的景況，漸漸地為台灣的紡織工業拉開序幕。隨著第二階段的「進口替代」的市場飽和，台灣開始轉向「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不過在政策導向的背後，不變的是統治者的強力介入與干涉。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中，政府一直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雖然勞工、資方和政府權力都是處於極不平等的狀況，但是這種看似剝削的情境，卻是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原因。
反觀現代的高雄，一路走來都沒有得到特殊的扶助，反而僅是依賴於政策的發展而屈就的地方，雖然處於一個國家之中我們可以說，高雄市一個國家的地區，被選擇發展重工業是無可選擇的，因為他是沒有自主權的。但是，筆者想反過來思考的是，「為何是這裡？」「這裡的發展是最好的嗎？」「她所付出的代價合理嗎？」看著台灣島上北重南輕的商業發展政策，徒留在高雄的不是當初發展工業化所帶來的繁榮興盛，反而因為污染的遲滯性，致使今日的高雄的環境污染如此嚴重。心態上過於依賴於政府的高雄居民，是否也應該反思一下「自己應該要求什麼？」「我們可以要求什麼？」而不是把問題化約在經濟面向的討論，錢一下來就解決一切，這會讓我們很痛心的是－－這樣下去的高雄，該如何發展？
伍、
結語：邁向心態上的非依賴發展
要邁向心態上非依賴的發展並不是呼籲高雄民眾地方自治，只是在心態上的依附情節是應該要擺脫了，我們無須期待政府主動給我們什麼，我們應該積極的為高雄的未來舖設一條屬於高雄自己的路。在邁向全球化的時代來臨當際，所有的科技與污染都是風險所帶來的後果，我們當初的依賴就是一個風險，我們隨著政府的政策導向而隨之起舞，沒有注意到風險所帶來的後果，如今給高雄一個機會，雖然我們無法拒絕風險，但是我們可以盡可能的降低它所帶來的危險後果，我們可以選擇它的危險程度為較低的情況來施行，為我們自己與後代子孫一個較低風險的生活環境。
陸、
參考書目
馬克思與恩格斯（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二卷，頁1-8，23-29，57-75。
馬克思與恩格斯（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四卷，頁465-479。
蕭新煌編，1985，《低度發展的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時報出版社，頁157-299。
蕭新煌編，1985，《低度發展的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時報出版社，頁303-433。
Haggard,Stephan，1990，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the Politice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7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