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區性態度變遷初議
翟本瑞(南華大學社會所教授)
2002年11月4日「兩性平等教育研討會」中兩份針對台北市國小與國中生進行的調查報告顯示：國小三、四年級學生有4.3%「曾經被人強迫進行性交行為(做愛)」，五、六年級的高年級生則為1.5%；國中生43.3%曾與異性交往過，其中，27.8%係透過「網路交友」，並有0.9%發生「網路一夜情」，而「援助交際」者則達0.8%，至於與異性發生性行為者則佔1.1%。[1]
這些數字成為記者報導的標題，但是，其間亦有不合理之處。例如，被強迫性交比率，中年級高達4.3%而高年級反而只有1.5%；又如，國中生與異性發生性行為者有1.1%，但小學生被迫性交者就超過1.5%。若非調查過程有問題，就是在問項設計、抽樣過程，以及受訪者認知上有所差距，否則，不會得出這些就表面上看即可發現的問題。上述差異的部份解釋可能在於國中生與小學生對性與「性交」的解釋有所差異，甚至，中年級與高年級在與性相關事務上的看法也有所不同。筆者曾經寫過一篇短文〈會捉「小鳥」的五年級〉[2]，文中提及許多小學五年級小學生會彼此追著摸別的小朋友的「小鳥」，此一現象在四年級沒出現，到了六年級時又自然消失了；這個現象不單單存在某一班級，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我個人對此一集體現的解釋為，五年級時小學女生因為生理性徵開始發育，也吸引了男生的注意，然而，因為家庭與學校都不教導與性有關的知識，因此小學生就從媒體與同儕間彼此學習到一種與性有關的態度。在好玩與挑戰禁忌的情況下，尤其是男生，就在打鬧玩耍間，以捉「小鳥」為取笑的方式。然而，當家庭與師長以較嚴肅的態度處理這些現象後，這種模式也就逐漸消失。上了國中，無論是在兩性相處或是健康教育課程的教授上，都讓與性相關議題更加敏感。因此，同樣問卷上的問題，對小學中年級、高年級、國中生等不同對象，意義與詮釋上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不能視為相同問題。筆者過去的研究曾指出：[3]
『性知識』只有在控制為女性受訪者時，才與『性態度』間達到1%的顯著水準，但是，『性知識』與『性行為』間的關係，無論控制任何背景變項均不顯著。『性態度』與『性行為』間的關係在下列情況下會達到0.1%顯著水準：女性、夜間部、手足為2-4人、閩南籍、客家籍(1%水準)、居住市鎮（非都會區）、父親教育程度為小學、母親教育程度為小學、無性伴侶者(1%水準)。
這代表著國內關於「性知識」的界定太過狹隘，無法幫助我們認識到影響青年男女性態度甚至性行為的是何種類別的「知識」，我們往往僅以西方關於「性知識」的問卷項來對青年男女施測，而忽略了社會文化上的特性與差異。
雖則如此，這並不意味問卷與調查無法幫助我們認識到我們社會在性態度上的特性。筆者曾檢視過去針對工廠勞工、高中、高職、大專校院男女性知識、性態度與性行為的調查文獻，發現大部份的結論都認為國人的性知識嚴重缺乏，然而在行為及態度上卻相當開放。但如果仔細檢視這個問卷的問題設定，其中關於性知識的測驗項目過於偏向生理、受孕等客觀知識，忽略了社會文化所界定的相關知識，以致於無法見出其間對青少年有意義的議題，研究自然也就受到限制。[4]當然，這並不意味統計調查都不可信，只要能針對文化特性來考量問卷所呈現的資訊，一樣能在不同數字間，爬疏出有用的訊息。
例如，林惠生針對民國七十二年台灣地區青年男女交往意見調查，以及民國八十四年台灣地區在校學生性知識與態度研究調查，這兩份相跨越十一年的調查資料，探討〈台灣地區高中、高職及五專在校男女學生性知識、態度與行為現況及變遷〉[5]，由於方法與問卷設計上相同，可以提供相當程度的參考。研究中發現，比較1983年與1995年間，學校對性知識的教授已經提高，但父母親對子女在教授性知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甚差，沒有太大改善；在接觸色情資訊的情況，從未接觸各種色情管道的男生不過3%，女生則為16%，顯示青年男女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各種不同的色情資訊。在性態度方面，在不同親密程序下允許的親密行為則有相當程度的開放，甚至，女性對親密行為之開放，在態度上的變化，並不比男性低；其中，已經有性經驗者男生增加了一倍，由6%增加至12%，而女生則由1%增加為7%。在有性交經驗的學生中，有三分之二初次性交並未避孕，初次性交結果有11%表示導致懷孕，其中有8%以墮胎拿掉，另外3%則是將孩子生下來。
這說明在過去十餘年間，社會中關於性態度與性行為已經產生了些變化。雖然，台灣男女初次性行為平均發生年齡為20.6歲，名列全球(平均18歲)倒數第二，但顯然是因為四、五十歲族群拉高所致。[6]六年級與七年級這年輕一代在性態度與行為上已經呈現出與四年級甚至五年級這一代有著顯著改變。事實上，台灣社會男、女的初婚年齡男性目前已經超過30歲，而女性也高達28歲，平均每個家庭的子女期望值也降至1.63個的低水準，代表著晚婚、少子女已經成為當前的趨勢。相對的，從民國84年起，未滿二十歲母親生育子女數每年都超過一萬五千人，超過所有嬰兒出生人數的5%，在世界上屬於最高的一級，也是亞洲地區最高者。當然，如果將未成年懷孕墮胎（估計約佔60%）數目納入考量，則亦可約略推估出青少年性行為的狀況。
一方面，我們看到青少年性行為的普及，但另一方面，社會中對於結婚對象處女、處男的要求仍然沒有太大改變。據于白儂對全台500家開業一年以上婦產科診所的電話訪談資料，有150多家平均年年為50至100位女性修補處女膜，有120餘所修補在200至300人間，其中，更有30多家診所，每年求診要求修補處女膜的人數超過300人以上。[7]就此估算，全台每年至少有一萬五千名婦女進行「陰道整型」手術，以符合另一半的心理要求。
似乎，存在台灣社會不同年齡的世代，有著不同的性知識、性態度與性行為。果真如此，對於台灣社會性觀的研究，不能再以單純的同質性團體看待，而要區分出世代間的差異出來。那麼，台灣性觀的分期要如何劃分呢？
張明正於1994年針對台灣地區15至29歲未婚及已婚青年男女所完成的調查，將20歲以上受訪者區分為20至24歲以及25至29歲兩個不同年齡層群組，以邏輯回歸分析法，比較這兩個族群在行為模式與態度上的差距，得出一些差異，在其〈現代化與青年之兩性關係取向—以台灣地區為例〉一文中與性態度變遷者如下：[8]
就曾經或婚前有與異性發生過性關係而言，在20-29 歲的婦女當中，已婚者有婚前性經驗的可能性，為同年齡層、相同教育程度以及相同的工作類型、居住與所得安排方式的未婚者在調查前曾與男性發生過性關係的三倍多，且具統計上的顯著性。….又在相同的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及工作類型、及居住和所得安排的情況下，25-29歲的婦女曾經或婚前有性經驗的可能性比20-24歲者約低 31%(優勝比為0.686)，且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相同年齡、婚洇狀況、工作類型、居住及所得背景下，受專科及大學以上教育程度婦女婚前性經驗比較低，但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
在控制相關因素後，已婚年輕婦女在20歲前有性經驗的傾向比未婚者大六倍，而25-29歲有這項性經驗的可能性卻比20-24歲者低66%。同時，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婦女在20歲以前有性經驗的傾向也明顯下降，例如受高中教育程度的婦女在20歲前有性經驗的可能性比僅受初中或以下教育程度者約低 51%，而受專科教育者則更低，為83%。
……在控制相關變項後，已婚、男性、年齡愈大、教育程度愈低，及曾投入勞動市場從事經濟活動的青年，在調查時曾有性經驗的傾向較大，且絕大部分在邏輯迴歸方程式中的迴歸係數均具統計上的顯著性。同時，在20 歲前的性經驗，在控制相關的變項後，也是以已婚、男性、低教育程度者的傾向較大，有關的迴歸係數均具統計上的顯著性。……對 20-29歲的婦女而言，在控制相關變數後，無論是曾經或訂婚前曾與男性有性關係的傾向，或20 歲前有性關係的傾向以已婚、年齡較輕、及教育程度較低者為大。
已婚婦女在20歲之前有性經驗者高於未婚，其實真正的意義在於在20歲前有性經驗者結婚的比率高於沒有性經驗者；25-29歲年齡層在20歲以前性經驗的比率比20-24歲低了2/3，意味愈年輕的受訪者性經驗比率愈高，甚至，出現了世代間的差異；教育程度愈高者，性經驗比率愈低。
這些數字所代呈現的規律，與筆者過去長期觀察有著某種程度類似性，讓我們能夠建構出一些假設性命題，提供進一步檢討的參考。
我們可以設想社會中存在著兩種不同團體，有著不同的性態度：第一類是生活在較少關於與性有關的事務與訊息的環境，第二類則是經常接觸較多與性相關資訊的環境。一般家庭忌諱談論與性相關事務，學校教授又少，如果從小到大成績一直非常好，一直是在就學與升學壓力的環境中成長，自然就在前一類資訊接觸較少的環境中成長。女性、家庭社經條件好、教育程度高、工作機會好的人，比較屬於第一類者，顯現出自我道德要求較高、禁慾、晚婚等現象，在性經驗上自然也比第二類要貧乏些。從小在中低社經地位環境中成長，受到家庭與社會文化的限制也較少，課業成績的壓力相對也較低，較早經濟上獨立、參與社會上的形形色色活動，比較多機會接觸到與性相關資訊，對性所採取的態度自然也較寬鬆，性經驗也比另一族群要來得更多。經由這兩個類型的對比，我們可以解釋一些現象：
1)
社會中對與性相關事務仍抱持負面態度，在公開場合相當拘謹與保守。
2)
成績無法與他人競爭的學生，會在認同上選擇後者為心理依附團體，無論是在行為取向或是態度，都較為開放而多元，不以升學主義為最重要考量。
3)
在升學主義壓力下能夠應付自如的人，成就動機多來自教育與文化所賦予的標準，因而對性衝動多採取抑制的態度。
4)
教育程度較高者，愈傾向禁慾、晚婚，對婚配對象的要求也較高。
5)
隨著大眾傳媒的影響，社會上與性相關資訊日益增加，青年男女接觸到與性相關資訊機會愈來愈多，加上升學率日益增加，相對的課業壓力減低，年輕世代歸屬第二類型的比率日益增加。而這也解釋了世代間差距的產生原因。
筆者曾以「公開／私下」當作傳統中國社會性觀的分類標準，並將1919到1926年當作近代中國社會性觀轉變的分期[9]；面對當前台灣社會在性觀上的轉變，過去的分類基準已經需要進一步檢討。在個人的分類中，是將1995年當作新的分期標準，以討論當前與性有關的論述之轉變，它可說是1987年解嚴後續效果的延伸，也是累積了長久的社會實踐的展現。
就當前網路族的分法，四、五年級代表著老一輩的價值觀與行為取向，隨著網路文化的開展，六年級甚至七年級在性態度上，已經產生一些世代差異。雖然，目前研究仍不足以將此一轉變詳細論述，然而，這種轉變的感覺，是每位關心社會變遷的人都能感受到的。
一場新的性態度轉變，已經悄悄地在我們眼前展開了！
[1] 朱武智，〈小三小四學童4.3%遭性侵害〉，《中時晚報》2002/11/4,(http://news.chinatimes.com /Chinatimes/newslist-content/0,3546,130501+132002110400586,00.html)
[2] 翟本瑞，〈會捉「小鳥」的五年級〉，收入翟本瑞，《台灣社會與經濟論集》，1995台北：幼獅，頁1-2。
[3] 翟本瑞，〈性教育的限制與困境：台灣社會青少年性觀反省〉，收入翟本瑞，《教育與社會》,2000,台北：揚智，頁134。
[4] 翟本瑞，〈性教育的限制與困境：台灣社會青少年性觀反省〉，頁128-30。
[5] (http://www.young.gov.tw/sexResearch/p01.htm),2002/12/30。
[6] 鄭丞傑，〈不景氣中的台灣人性行為現況—解讀2001年全球性調查報告〉，(http://www.womenclinic.com.tw/paper/paper-01.htm),2002/12/16.
[7] 〈台灣男性的“處女情結”〉，《青年參考》,2000/11/16,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7/498/20001205/338272.htm)
[8] (http://www.young.gov.tw/sexResearch/p08.htm),2002/12/30。
[9] 翟本瑞，〈中國人「性」觀初探〉，《思與言》，33(3):27-75，1995